秦岭深处的红色火种——习仲勋在凤县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熊熊的烈火在中华大地燃烧，一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一边是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政策。在民族危难的紧要时刻，党的儿女们挺身而出，一大批革命志士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奔走在祖国各地，用鲜血和智慧积极开展救亡图存、团结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的工作。在凤县，也不乏这些优秀共产党人的足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正是在 80年前来到凤县的，当时 18岁的他在凤县组织策划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在西北地区发生的武装兵变——两当起义，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革命生涯……

习仲勋在凤县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国共分裂。革命党人、两当起义亲历者左文辉在《忆两当兵变》文中回忆，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意识到，要注重搞兵运工作，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此，一批思想先进、党性立场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党组织的委派下，驻防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兵运工作，对国民政府军队中有觉悟的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待时机成熟时，揭竿起义把国民部队变为公开的红军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第十七陆军总指挥是杨虎城。由于杨虎城此前就与共产党地下党人有交往，并在思想上较倾向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而， 1929年至 1931年，中国地下党陕西省委曾先后派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同志到第十七陆军开展兵运工作。”凤县档案局局长文尤才在编撰《中共凤县党史》一书时，通过亲历者回忆录、史料记载以及当地群众的补充，使这段红色历史得以清晰再现。

1931年，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攻打川军，警备三旅二团奉命从长武县移防凤县，营部、一连、机枪连驻扎凤州，二连驻扎双石铺，三连驻扎甘肃两当县，习仲勋跟随营部进入当时的凤县县城凤州。

到达凤州后，习仲勋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习仲勋以特务长等公开身份作掩护，召开地下会议，散发《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张贴标语，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的恶行，鼓舞士兵奋起反抗。由于一营中的士兵多为陕西乾县、礼泉一带青年农民，饥荒时为活命而投军。习仲勋的教育宣传即刻点燃了他们的革命火种，很快，三个连队共发展了 30名党员，在该营成立了党组织。1931年 5月，18岁的习仲勋担任了营党委书记。

一营军队系杨虎城收编的西北军民杂牌部队，军纪很差。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人民的军队，习仲勋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群众的关系，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老百姓收种庄稼。

据凤县党史资料记载，当年，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州城外来家坪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后反遭痛打。气愤之下，农民进城申冤求救。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建议营长派人严查此事，最终抓回了这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处理，作为典型事件教育了全营士兵。

还有一次，当地一个靠卖菜为生的李老汉背着莴笋到凤州街上去卖，正好被当地恶霸龙文明碰见。龙文明强抢李老汉莴笋不给钱，李老汉不给，龙文明便逼迫李老汉隔日交出十块大洋的税款，李老汉无钱可交，失声痛哭。习仲勋听到李老汉的遭遇后，悄悄告诉李老汉：“不要给他钱，有事我担着。”隔日，龙文明派人来收税，扬言不交钱就要抓李老汉。习仲勋当即以军人身份出现，勇敢正义地阻止并痛斥了恶霸的行为，大灭龙文明威风，一时间被凤州百姓传为佳话。正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地下党员疾恶如仇、爱民如子，使该营的地下党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一把保护伞，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为兵变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党员们的阁楼会议

虽然，习仲勋等人在部队开展工作时处处注意，但是一营党组织的活动依然引起了国民党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在一营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掉了三个，机枪连连长被调走，机枪连士兵也分拨至各连，而将收编来的土匪武装组建为新的机枪连，致使机枪连无法发展党员。

习仲勋带领的党组织迫切需要更隐秘的集会地点，结识更为隐秘的进步人士。习仲勋设法与地方有关单位接触，了解掌握地方情况。此时，一营司务长阎鸿章与凤州城内国民小学教师刘希贤关系很好，习仲勋通过阎鸿章认识了刘希贤。后来得知，同刘希贤相识的还有刘书林、张秋臣等几位地下党员。

在多次接触交往中，习仲勋发现颇有文化底蕴的刘希贤思想比较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于是，习仲勋便决定与刘希贤结为兄弟。 1931年，习仲勋、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结为“金兰”弟兄，并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

从此，在刘希贤的支持和保密下，习仲勋把刘家作为秘密集会地点，虽然有时以打猎、游玩为掩护，也在凤州猴石山和张果老洞等地集会，但最多的集会场所是在刘家的阁楼上。

刘家有老屋五间，据刘希贤侄媳妇王芝兰讲，她的婆婆告诉她，习仲勋的藏身地点在大门上面的那间阁楼，那儿经常储存一些农具，位置隐蔽，不易被发觉。习仲勋经常召集地下党员在阁楼上开会，研究革命工作，开展兵运活动，很多问题都是在阁楼会议上讨论解决。

一次，陕西军阀顾鼎新奉命由关中调往汉中，途经凤县。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肆意妄为，致使凤州百姓惊恐不安。习仲勋闻讯后，迅速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党员们连夜书写、张贴了“打倒掳掠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标语。次日，顾鼎新看到标语大吃一惊，为避免惹出是非，当即下严令不准士兵在凤州胡闹，使当地群众免遭一场劫难，这一作为深得民心。

两当兵变爆发

1932年，该营兵变的内外条件准备成熟，营党委派刘书林同志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让该营举行兵变，起义后将部队拉到陕甘宁边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会合。

地下党员、两当起义亲历者吕剑人在《回忆两当起义》回忆录中讲到这段历史：“时隔几日，正当兵变计划在凤县举行时，狡猾的团长曹润华为了防止地下党搞兵运，作出一营和二营换防的决定，一营要调往甘肃。”

消息一经传出，全营士兵情绪激动，因为士兵大都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乡更远的地方去。据吕剑人回忆，一营调防那天，正是陕西省委派军委秘书长刘林圃同志为特派员赶赴凤州领导兵变那天。刘林圃和习仲勋等营党委同志匆匆见面后，在二连驻地双石铺丰禾山上紧急召开营党委会议，会议议定，一到两当县立即发动兵变，并部署了兵变方案和行军路线等事宜。会后，刘林圃隐藏在丰禾庙里，趁次日部队从双石铺经过时插入队列，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1932年 4月 1日黄昏，一营与两当县城的三连会合。晚九时，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刘林圃、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对兵变事宜进行具体部署，“两当兵变”进入倒计时。午夜十二点，一声响亮的枪声划破两当的夜空，“两当兵变”打响了，各连起义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惊动了机枪连。吕剑人率一连战士和机枪连对峙，由于机枪连没有党员，起义军遇到了激烈的反抗。起义军在猛烈攻打下，仍然因为对方火力太强，始终未能解除其武装。鸡叫时，集结号响起，起义各连按计划抽身集合。兵变战斗到此时，一营三个步兵连三百多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会合。在这里，刘林圃、习仲勋等给起义战士打气：“我们起义，是为了到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大家愿不愿意？”战士们“愿意”的高喊声再次响彻两当县夜空，随后，部队连夜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第二天，起义部队在两当县太阳寺开会，宣布起义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浩同志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

起义军与宝鸡的故事

约一个星期后，部队到达宝鸡县（现陈仓区）西部，渡过渭河，后经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陇边境进入陇县的八渡、娘娘庙（现东风镇），继而又进入千阳县北边的高崖、花花庙。在沿途小镇与国民党民团匪军作战十多次，均获胜利。部队行至甘肃省灵台县，在页岭和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由于其卡住山路，截住了起义部队的去路，他们进攻多次都难以取胜。为了保存实力，起义部队转而进入麟游县北边的崔木，兵分三路，另寻北上捷径。不料，许天浩领导的一队人马按计划向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处岳御寺进发时，因道路不熟，被盘踞在此地的土匪头子王结子突然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弹药不足，部队伤亡严重，失去战斗力，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浩等人被捕。

虽然两当起义原计划未成功实现，但却使国民党军队 200多名官兵变成了工农红军，已是不小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彰显了我党地下组织生气勃勃的战斗力，为后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32年 9月，习仲勋在耀县见到刘志丹。习仲勋总结认为，两当起义之前在凤县一段较为完整的兵运工作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变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如果当时就在凤县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可能就会不同。

如今，火红的战争年代已经远去。为了追忆那一段火红的岁月，亲历者王秉详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写下了“龙翔故道溢香泉，凤舞云屏织锦程”的诗句。

此外，习仲勋藏身地——刘家老屋至今仍然保存在凤州镇，掉漆的门窗和幽暗的阁楼记录着“两当起义”的孕育故事，讲述着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先驱遇到的艰难险阻和临危不乱的革命智慧。

凤县档案局局长文尤才介绍，如今，建立习仲勋旧居纪念馆的初步方案已经形成，日后，刘家老屋将作为“两当起义”纪念馆，设立习仲勋旧居，屋内开设展厅展示习仲勋组织领导策划两当起义的全过程。睹物思人，让我们永远缅怀追忆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