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道德法则比技术标准更重要

“如何有效遏制艺术品鉴定乱象?我们认为，亟待构建一个以科技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副局长魏传忠在题为《构建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的大会发言中说道。

魏传忠认为，科技鉴定和经验鉴定两者相辅相成。“现代科学检测技术可以准确地检测附着在艺术作品材料深处的多种信息而进行识别，而由经验鉴定提出大胆设想，为科技鉴定提供判断参考。”他还表示，标准是衡量鉴定质量的尺度和检验质量的依据;计量则是控制鉴定质量的基础，是检验质量达到标准要求的手段。

艺术品鉴定真能标准计量?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又怎样来计量?魏传忠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多位政协委员的关注和评议。

“完全标准化或用科学仪器去做鉴定，当然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但文物和艺术品种类繁多而且质地不一，过去也不是标准化生产，现在又如何按照标准化的要求来鉴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认为，仪器和科技手段的介入确实可以对鉴定起到辅助作用，但也有其局限之处。

“比如有的人用明清的纸张和明清的墨去临摹名画，做出非常逼真的仿制，甚至颜色都别无二致，这种情况仪器是无法识别的。”张廷皓说。

“艺术品鉴定是学问，也是难题。光谱可以分析画、瓷器的年代，但不可能所有的画都拿去照光谱，而且鉴定当代的画也不能靠光谱，要从水平、笔法、画家习惯、用的材料等多个方面综合来看。”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看来，艺术品鉴定的标准化，恐怕难以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认为，在艺术品鉴定中，可以借鉴科学手段，但要因地、因物制宜，兼顾考量，“比如对画作真伪的鉴定，要看画作是否符合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年代的特定艺术表达，甚至还要了解艺术家在那个时期的生活状态，最后综合考量得出结论。”

“过去的鉴定家把画打开一半就知道真伪，说明他对艺术家是真有研究。我们是阅读和书写的民族，但现在阅读少了，书写也少了，不理解笔墨就无法鉴定中国画，内在的人文积淀非常重要。”潘鲁生说。

“如果一定要说标准，那也是建立管理和体系上的标准。就如美术作品的鉴定，往往涉及画家、家属、鉴定家、收藏家等多个群体，家属说是假的，鉴定家说是真的，以致经常打官司。艺术品鉴定，究竟谁是鉴定主体?抓到制假售假，由谁来进行执法?谁有权对艺术品真伪作最终的权威认定?这都需要认真研究。”刘大为说。

委员们认为，在艺术鉴定领域亟须建立的一个标准，是职业规范和道德标准。

“现在的关键是专家要有专家的良知，这件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拿了钱就把假的说成真的。”张廷皓直言，学术界应当远离金钱利益，同市场化的艺术品鉴定脱钩。比如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囊括了一大批如启功、史树青这样的专家，他们不为社会文物做鉴定，只参与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国外回流文物以及涉案文物的鉴定，且不参与其他有偿的鉴定。“社会文物和艺术品的鉴定应该交给专业化的行业协会来做，鉴定中鱼目混珠的现象该由市场化机制来淘汰。”张廷皓表示。

记者 焦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