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  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

岁末年初，医改这个长“热”不衰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从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到基本药物制度出台，再到2014年大病保险、分级诊疗等一系列政策的不断深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中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提交了一份医改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效果怎么样呢？且看我们用数据来解读。

数据一 基层医院约10%的收入来自财政投入——强基层，政府“蛮拼的”

十余年来，把患者留在基层一直是“医改”的目标之一。为了留住患者，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谓下了“血本”，一方面不断提高基层就诊的报销比例和范围，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基层诊疗水平。基层始终是重中之重。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将综合医院分为中央属、省属、地市属、县级市属、县属等五级进行统计，从过去十多年统计的医院各项收入占比来看，县属综合医院的总体收入中，财政补助所占比例始终遥遥领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教授指出，十余年来，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每个县有达标县医院的目标基本实现。

但数据也指示了应该完善的方向。从绝对值上看，中央属、省属等大医院，依然是财政投入的重点所在。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坦承，尽管中央一直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但财力、物力这些医疗资源配置，在现实中都存在倒置现象。

“单靠医保报销比例等经济杠杆，难以真正留住患者。”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建议，政府在加快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后，应当设置就医门槛，要求患者必须先到基层医院，实施分级诊疗。

在基层“留人”上，江苏、四川、浙江、青海等地已经率先迈开了步伐。2014年10月，国家卫计委提出，适时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

数据二 农村医生十年增三成——培养健康“守门人”要让人才“下得去”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2年，农村地区每千人中，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近35%。而在就诊人次方面，2005年至2013年，作为基层的一、二级医院，其诊疗人次总和也超过了全年医院总诊疗人次的一半，二级医院更是一直以来的中流砥柱。

但数据也显示了一些问题，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一路高歌猛进，2012年后更是高居首位，如何让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解决“大医院医生累死，小医院医生饿死”的难题，也是百姓的期盼所在。

数据也给出了解决的方向。十余年来，虽然农村医疗健康人才增幅显著，但对比之下，城市每千人中执业医师的数量和增幅都远高于农村。

为此，国家于2011年启动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群众培养健康“守门人”。如今，江苏、山东等省已基本实现为每个乡镇培养1名合格全科医生。北京等地更确定了按人才自身的层级、能力和其贡献来确定薪酬的做法，让医生不再是“在大医院就挣得多，在基层就挣得少”。

数据三 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二成——医生人均工作量翻倍，医患比失调要解决

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医生被患者打死；湖南湘潭县一产妇手术后死亡，家属围攻医务人员……2014年以来，各地医患纠纷不断“刷屏”，伤医极端事件时见报端。十多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

医患关系这个“结”怎么解，2014年的最大呼声是拉回法治轨道。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明确指出，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一个月后，最高法、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公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对殴打医疗人员或故意伤害医务人员身体等6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一年来，把医患纠纷处理纳入法治轨道卓有成效。然而，法律只能是最后一道防线。数据透露，问题可能还出在医患“比例”的总体失衡上。2003年至2013年，每千人中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70%以上；可执业（助理）医师数却增加不到30%，这意味着医生的人均工作量增加了约1.33倍。

这边患者抱怨：千辛万苦挂到号，医生几句话就把自己打发了；另一边，医生们也很委屈：不是对患者不耐心，只是工作强度太大。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近八成的原因是没有或者极少沟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指出，看病不是买东西，医患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

数据四 “红包”禁令年年发——构筑医患信任，让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

“红包”等灰色收入，不仅影响了医务界的行风，更是横亘在医患信任间的一道屏障。因此，针对“红包”，可谓禁令重重。

数据显示，近20年来，有关医疗行风和禁收“红包”的禁令，平均每年就会出台一次：早在1988年卫生部公布施行的《医德规范》中，就规定了不得以医谋私；2013年底，国家卫计委与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2014年，国家卫计委更出台规定，要求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患者住院24小时内，须由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签下不收、不送“红包”协议……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顾晋坦承：劳动得不到合理体现加上人情原因，是“红包”盛行的重要原因，也突显了医患信任的削弱。

如何解决“红包”禁令落地的问题？各地都在积极探索。2012年，北京市选取试点医院，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销售加成，增设“医事服务费”。2013年，国务院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其中取消“以药补医”为关键环节。

（新华社记者 高皓亮 周劼人 仇逸 翁晔 孟昭丽 董建国 宓盈婷）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