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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闲来无事,哥们几个在一起聊天。说着说着,就说到过年这个话题上。大家虽角度各异,但得出的结论却出奇的一致,那就是:现在过年,年味是越来越淡了。
是啊,现在怎么就找不回旧时过年的感觉了?
过年,是从过“腊八”节、吃腊八粥起算的。之后,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爷;之后,是扫舍、拆洗被褥、洗澡理发、置办年货、蒸馍、炸豆腐、煮肉等;大年三十贴春联,贴“福”字,傍晚上坟请先人、祭祀祖宗,吃团圆饭,除夕守夜;到大年初一,欢欣鼓舞的锣鼓声震天动地,大家穿新衣戴新帽,小孩子忙着鸣放鞭炮,欢欢喜喜人们忙着相互拜年祝福,大人还要给小孩发压岁钱;之后就是走亲戚:大年初二到初四,女婿媳妇这些晚辈要回娘家等尊贵长者家“纳礼”,此后,是像舅舅这些长辈到外甥等低辈分的人家走亲戚算是“回节”,回节时舅舅是要给小外甥送灯笼的,这“纳礼回节”的习俗出自周礼,是和古代中国对外国际交往中的“纳贡体系”相一致的;这一直闹腾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之夜“一曲笙歌春似海,千门灯火也如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小孩子晚上要挑灯笼,人们要放烟火、放天灯、猜灯谜、赏月、吃瓜果、叙团圆之情,春节这出大戏到了璀璨华丽的高潮阶段。
一想起这些热热闹闹的“昔日重来”,对照现在多少有些冷清的过年光景,真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其实这感觉是错觉。我们在臆想过去的时候,多少有自我美化的倾向。不说别的方面,单说吃,想一想过去的过年,杀猪宰羊,以享口腹之乐,这是因为平常的日子中,大家吃得一般太过清汤寡水,油荤气就见得很少,一年也吃不了几回肉,所以,大小人对过年还是有所期盼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乡虽有差别,但在食品供应方面,城市整体上还不如农村,毕竟粮食是从土地上出产的,农民每家每户也是被允许作务一丁点的自留地,遇上好年景、好收成,近水楼台先得月,秋收冬藏,农民多多少少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至少会为过年早早筹划,一般预备三五斗粮食是没问题的。而城市,则紧巴紧地靠定量供应,这还需要有粮票油票等票证,而票证是定额配发的。那个时候,商品极其短缺匮乏,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副食品、布料以及耐用消费品等实行票证管理,对城镇居民的口粮实行粮票管理。所谓票证管理,就是你腰缠万贯,没有配发的票证,是购买不来商品的。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几乎平而等之的穷,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工资就四十二块五角,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也就没得人会多趁钱的(虽说那时工资的购买力很强)——就是你很趁钱,没有票证,你也啥都干不成。因为,第一是票证,第二才是钱:有票证有钱,你才能完成一次消费活动;有钱没票证,只能干瞪眼;有票证没钱,你基本上就别考虑买东西了;而且,票证可以私下换成钱,钱却是购买不来票证的。譬如,你没有粮票,国营饭店连一根面条、一点馍渣子也不卖给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的极大丰富,票证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像粮票,是1993年取消了的,现在都成为了“收藏品”。
那年月,城乡副食供应都很紧张。我曾见到生产队派社员从供销社拉回小小一架子车的副食品,稀稀地在车厢只码了一层子,有红糖、茶叶、廉价香烟等,这可是一村子近百户人家全部的“年货”,说实话,没有现在一户农家过年采购的量多、品种好。就是吃商品粮当干部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我曾就职的“三线”企业,老家是北京的过去坐火车探亲,常给工友捎剔掉肉的“鸭架子”,带回来熬汤喝,能得到馈赠“鸭架子”的工友一般感激涕零,会常常念叨起哥们姐们的“好”来。
细细品一品这过去的故事,你会有很多的感悟。
现如今,“紧缺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习以为常,我们大家平常吃穿用,几乎和过年度春节没有太大差异,所以,也就没有“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样强烈的缺憾弥补感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大家舌尖上以及感官上的满足感下降,自然会觉得年味有些许的淡。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要过一个鲜秾的春节,就愿意再去过改革开放之前贫瘠苛苦的凡俗人生。现在的年味是有些淡,反观之,这可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
当然,现在过年年味寡淡,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如: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家庭替代了大家族、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娱乐休闲方式的转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沟通不足等等。但习俗也确实是在变化:网络拜年、短信问候、旅游过年、餐馆吃年夜饭……这些老辈人想也想不到的过年新习俗也正在大行其道。
年,还是热闹一些,温暖一些的好。亲戚朋友在过年时节多交流,多沟通,相互鼓励,相互祝福,忆往昔,赞改革,憧憬美好未来,这其实是我们过年要过出来的“大意境”。从古来之的过年老传统,实质也是“缘人情而制礼”,大大地喊出了一个“情”字。如果没有“情”,那年才叫真真过得寡淡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