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年有五个“黄金周” 犯人雇工也能休假(图)

宋朝的繁华举世闻名，宋朝的节假日也名目繁多，堪称历史上假期最多的朝代。河南博物院内的北宋东京城模型

宋真宗画像 资料图片

引子

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一块带有斑斑字迹的黄帛出现在今天开封市西棚板街一带上空，在京城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忽忽悠悠，落到了皇宫左承天门屋脊的尖角之上。

天降符书，此事非同凡响，守门军士发现后层层上报，消息很快直达国家最高首脑。宋真宗赵恒立刻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关注，《宋史》记载，他把黄帛称为“天书”，大张旗鼓召集百官到朝元殿启封。对于这封信的性质，赵恒显得信心十足。

果真，这是一封寄自老天爷的表扬信，宣扬赵家天下君权神授并勉励其抚育苍生。赵恒看后无比感动，一种“奉天承运”的感觉油然而生，大臣也高呼这是祥瑞。老天爷如此垂顾赵宋，这是天大的喜事，赵恒随即拍板，设正月初三为“天庆节”，左承天门改名为左承天祥符门，年号也变更为“大中祥符”。

这片来历不明的黄帛，不经意间就影响了历史，并在休假发展史上开启了极具个性的宋代“从天而降”模式——“天书”显然是伪造的，但官员们自此获得的福利却是实打实的：放假五天，尽情欢娱。七十多年后，天庆节假又扩展到了七天。而自赵恒开始，老天爷似乎成了北宋皇帝的“笔友”，“天书”不断降临，于是“惊喜”连连，由此设置的各种节假逐渐增多——因为灵异事件而设置节庆，竟然喧宾夺主，成了宋代公休制度的一大特色。

“天书”降临民众休假

唐代人无拘无束，但重大节假都是依托于传统民俗节日，很少生造，即使有以皇帝的生日和老子诞辰为节假的情况，也并未构成主流，假期也短。宋代则不然，自真宗赵恒首开先河后，因“祥符”设节的情况便频频发生，以至于节庆假比唐朝扩充了近一倍。

根据北宋人所著的《文昌杂录》，北宋沿袭了唐代的十日一休沐惯例，官员每月休息三天，全年36天，而节庆假日则多达77天，包括元日(正月初一)、寒食、冬至、天庆节、上元节共计5个“黄金周”(各休七天)，天圣节、夏至、先天节等7个三日假，以及立春、清明、端午、天祺、天贶等21个单日假。旬休与节庆假相加，宋人享受的法定假日总共有113天。至于探亲假、婚假、丧假等官吏们的私人假期，宋代的规定与唐代大体相同。此外，皇帝、皇太后的生日、忌日等也有天数不等的休假，比如忌日假，大忌十五天，小忌四天，总体而言，宋代的休假比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历史上假期最多的朝代。

如果白居易能看到苏东坡的法定休假表，大概会有点蒙：贵朝节庆怎么这么多？天庆节、降圣节、天符节怎么听都没听说过？这不科学……

这几个节庆跟科学确实没关系，而拜宋真宗、宋徽宗等皇帝所创。赵恒笃信道教，在位25年，至少收到过三封“天书”，梦到或者亲眼见到神仙下凡更是不计其数，于是他在位期间，宋廷一股脑儿增设了五个节日——正月初三“天书”初降日，为天庆节；六月初六“天书”降于泰山，为天贶节；四月初一“天书”降于皇宫，为天祺节；七月初一圣祖初降，为先天节；十月二十日圣祖降延恩殿，为降圣节。这几个节，政府放假从一日至七日不等。徽宗赵佶也增设了六个节日，包括天应节、宁贶节、真元节、元成节、开基节、天符节，理由跟真宗差不多，也是收到上天来信或者见到了天尊现身之类。《宋史》记载，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天书”，真宗还修建了玉清宫宝符阁，毕恭毕敬。

“天书”从哪儿来？

休假是“天书”的副产品，按说，大臣们作为受益者应该口不臧否。但这节日来得实在玄妙或说诡异，朝野与坊间始终是有质疑的。北宋魏泰所著《东轩笔录》中说，“天书”甫一现身，“虽上意笃信，而臣下或以为非”，后来，曾进献过天书的军官朱能谋反，“天下愈知其诈”，但赵恒煞有介事，已经高度肯定了这些“天书”，臣下怎么好推翻。真宗死后，宰相王曾主政，怎么处理“天书”成了一件考验政治智慧的大事，王曾思来想去，说“‘天书’本为先帝而降，不当留在人间”，既不否认，又不留存，于是这些“天书”统统跟随赵恒葬于永定陵，“无一字留者”，而诸多节假已成定式，也未取消。

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认为，真宗时期的诸多天书事件都是谀佞之臣所为，以此蛊惑世人，只可惜没人向皇帝揭穿。事实上，并非没有人不敢说真话。真宗时有个大儒叫孙奭[shì]，对“天书”很不以为然，曾当面对真宗说：愚臣只听孔老夫子说过“天何言哉”，天既然不会说话，也不必说话，怎么会有“天书”？

真宗什么反应呢？无言以对，“默然”。

有句俗语叫做你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放在真宗身上相当合适。显然，真宗愿意相信“天书”的存在，非要给大家放这假。并且，野史笔记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或许真宗就是对“天书”最知根知底的人，乃至整个事件的总导演。《皇宋通鉴》记载，赵恒在接到发现“天书”的消息后对群臣说，自己早就梦见神仙交代，只要按时做道场就会有“天书”降临，竟然成真。这些话可以骗骗当时人，在今天看来，却是始作俑者的证据。

真宗集团为何要炮制“天书”呢？想想这“天书”的功能也能猜个大概。“天书”降临前三年，1005年，宋辽之间刚刚结束战争，大辽蒸蒸日上，北宋不得不屈尊以银绢换和平，签订“澶渊之盟”。此时收到天书，对外可以显示大宋皇帝是上天垂青的真命天子，在文化上高于外邦一等，对内也可以蛊惑人心，强化信仰，再加上有王钦若、丁谓等一批热衷迷信与拍马屁的高级官吏迎合，“天书”自然屡屡下凡人间。

犯人、雇工也能休假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在休假上的创新倒还不止于“天书”，还有两项务实之举。

一项是休假不再为官吏们独享，给国家服役的人以及被安排了工作的流刑犯人，也会在特定时间里享受假期；在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雇佣工们也能享受部分节假，比如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至少两次颁布诏令给全国盐矿工人送温暖，要求元日、冬至、寒食、天庆四节“各给假三日，衣粮、料钱如旧”。

另一项创举是，由于节日繁多，为了不影响政府工作效率，宋代将休假分为“休务”和“朝假”两种。休务就是彻底休息，不上朝不坐班，朝假则是逢皇帝不坐殿，官员可以不上朝，只须在官署里值班。每个节假，休务和朝假怎么搭配都有具体规定，比如，冬至、寒食等大节的七日假，休务5天，朝假2天；夏至、腊日等三日假则都是朝假，不得休务。当然，朝假即使要坐班，因为无须上朝奏事议事，朝官们实际上也轻松很多。

除去跟西夏、金国交战的几个特殊时期，北宋官吏们的休假很少受影响，所以闲暇时光颇多，日子久了，正经的上班时间也不免懈怠。沈括《梦溪笔谈·讥谑》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朝廷掌管文史等事务的翰林馆阁的考勤规定每天晚上要有一人值夜班，但轮值的官员往往找借口不去，最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腹肚不安”，要求“免宿”。时间长了，值夜记录的“宿历”反倒成了满满一本病假集，被官员们戏称为“害肚历”。

这种作风应该不是个案，官员们一有闲暇便纵情享乐，流连勾栏瓦肆，郊游踏青。即使有休务与朝假之分，过多的节日难免让官吏队伍松懈涣散，宋仁宗时，终于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给皇帝上奏折要求缩减假期。

这人是谁呢？没错，包拯，也只可能是包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