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圣源书院学者谈儒学创新性发展：儒学不是宗教

6年前，几位饱学之士，走出京城，汇聚孔子故里、尼山脚下，创办尼山圣源书院，干起传承儒学大事。

6年来，一群有志之士，纷入书院做义工，“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 从“尼山论道”到“尼山会讲”，从“尼山师训”到“尼山论坛”，从“尼山体验”到“儒学下乡”，弘扬儒家思想，传播中华文化，声名远播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慕名而至，展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甚至连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也登台演讲。

为推动儒学走近民众，这群有志之士倾情村野，把课堂开到村里，让儒学重回乡村，用通俗语言、生动故事，为村民讲授《弟子规》《孝经》《论语》等经典，从孝道入手，再倡乡村儒学，启迪百姓心智，重建伦理秩序。此举让乡村如沐春风，引发山东乡村儒学热，120多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900多个村文化大院纷纷建成儒学讲堂。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需要摒弃的封建糟粕，但它的许多内容，比如孝悌、仁爱、诚信、礼义、廉耻等，源自人性的深处，是一切文明人所不能离弃的人伦道德底线，也是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重要文化基因。只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完全可以也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牟钟鉴，1939年生，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尼山圣源书院首任院长。

王殿卿，1936年生，河北廊坊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德育教育家。尼山圣源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

赵法生，1963年生，山东青州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

儒学不是宗教，是社会德教

“现在国学的教育和复兴，使‘魂’与‘根’对接”

中央民族大学西侧，有一片老式住宅楼，牟钟鉴先生的寓所藏在其中。一个夜晚，我敲响角落里的一扇门。牟先生身材颀长，颧骨高耸，眼睛深陷，身子薄如板，镜片厚如瓶，一副仙风道骨。握先生之手，好像握着一把柴。请益俩小时，不由心生敬畏，叹服先生睿智，景仰先生儒雅。

临别时，我提出请求：“牟先生，能和您合张影吗？”

先生连声说：“可以，可以。”

牟夫人闻声而至。我把手机递给夫人，执意请先生端坐藤椅，自己弯腰伏在身后。

书房空间小，手机难变焦，牟夫人照了两张，不太理想，索性往地上一跪。

这一跪，让我心头一震，肃然起敬。

记者：有人把儒学称作儒教，我国古代把儒学归入“儒释道三教”，韩国和日本习惯称为儒教，东南亚也把它当作宗教。依您来看，儒学是宗教吗？

牟钟鉴：这就看你对宗教的理解了。如果把宗教理解得很宽泛，像蒂里希讲的终极关切，那儒学是宗教。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儒学就不是宗教。宗教一定得有彼岸的追求，也就是超人间的力量，是一种神灵崇拜，是一种来世的彼岸，是一个天国。

中国古代所说的“儒释道三教”，那个“教”，是“教化”的教，不是“宗教”之教。儒学有宗教性，但不能说它是宗教。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他不是神，也不是王，而是师。

记者：国内有一种观点，弘扬儒学，应该借鉴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做法，把它作为宗教来信仰、崇拜，规范人们的言行。您赞成这个观点吗？

牟钟鉴：我不赞成。在韩国，儒学被称为儒教。香港有六大宗教，其中之一就是孔教。东南亚一带都有孔教会，受儒家影响特别大。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尊重，也能理解。因为，当地有很多宗教，如果你本身没有一个教会组织，不能成为一种宗教，与周围的信仰就没有平等地位。

对待海外把儒学当作宗教，我们应该抱持开放的心态。为什么？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华人现在的价值观还是儒释道，作为民族的凝聚和纽带、精神寄托，这个是共通的，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

记者：儒学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您对儒学的定位是什么？

牟钟鉴：我称儒学为社会德教，是道德教化。比如说“五常八德”，政治上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民惟邦本”；经济上的“养民富民”“开源节流”“见利思义”；文艺上的“文以载道”“尽善尽美”；军事上的“仁者无敌”“义兵必胜”；教育上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外交上的“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等等，在今天也都适用。所以，我将它称为“社会德教”。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就狭窄化了。

记者：从1912年蔡元培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再到十年“文革”，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次被否定。直到现在，不少到过韩国、日本的人都说，他们比中国更尊敬孔子。为什么儒学会在中国命运多舛？

牟钟鉴：这要追溯到100年前，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引起国民的文化自卑和偏激情绪，觉得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兴起“反传统、反孔教”，致使儒学成为“游魂”，民族文化根基一度被铲除，民族精神命脉一度被割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加上受功利主义大潮冲击，本来很脆弱的传统道德更加衰微。

王阳明说过，“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无尽的宝藏给扔了，却效法那些讨饭的孩子，这不挺可怜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是名存实亡的。

现代化过程和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需要传统道德维系社会稳定，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欧美现代化过程中，有改革后的基督教道德维持精神生活。韩国与我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中，有改良的儒家传统道德在配合市场化过程，文化上都未出现断裂。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华侨中，“五常八德”依然是他们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界域。

记者：百年来儒学几次被否定，耽误了几代人的国学教育。比如我这一代人，在“文革”中长大，没有接受过良好、系统的国学教育，加上经历“批林批孔”，儒学知识浅薄，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现在亡羊补牢，重振儒学，还来得及吗？

牟钟鉴：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脉不是仅仅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就能铲除的。即使在“文革”中，“孔家店”倒了，而老百姓的血液里还有。历史证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润于肌肤、浸入骨髓，成为一种民族性格，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还有传统文化的根在，只是“丧魂落魄”，现在把“魂”找回来，与“根”对接起来。

现在国学的教育和复兴，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重新归附到民族之体上，特别是要回归到作为根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使“魂”与“根”对接。这是重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的基础性工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我把它改为“礼失求诸邻”。

但是，如果再不振兴，也有危险了。基因是会变异的，基因遗传是会断裂的。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有忧患意识。

陈水扁在台湾搞“台独”，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大陆有些人也在不断否定传统文化，教育上重洋轻中、重智轻德、重理轻文，培养出很多高智商、精专业的博士，却没有中国心、道德魂，这实际上是做着“去中国化”的蠢事，应该猛醒了。没有文化的自觉自爱，是不可能真正爱国家的。

记者：党的十八大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是什么关系？

牟钟鉴：有联系。我觉得相当一部分都与儒家思想有内在的联系。比如说，“文明”，《易传》里就有；“和谐”，《论语》里有“和为贵”“和而不同”；“敬业”，《礼记》里有“敬业乐群”；“友善”，《孟子》里有“与人为善”；“爱国”，《北史》里有“尽忠报国”；“诚信”就更不用说了，《论语》里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庸》《孟子》里论“诚”的内容很多。可以说，儒家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流之一。

记者：“民主”“平等”是舶来品吗？

牟钟鉴：“民主”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但儒家有民本思想，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强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突出民心向背的重要。尽管“民本”和“民主”有区别，但强调“民”的重要性，不能说它与民主没关系。

儒家的忠恕之道，最能体现平等精神。“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更好。

用儒家思想，办儒家事业

“政府支持推广国学十分重要，但推广国学不能搞运动”

王殿卿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望京西。与他见面，是在周六。八点半，小区旁的茶馆反锁着门，我们试探了一下，居然叩开。那天上午，重霾锁城，马路对面，就是外形奇特的望京SOHO写字楼，虽然百步咫尺，却凭空消失，不由让人怀念起“APEC蓝”。茶馆里梵乐低回，我俩两杯白开水，对聊俩小时。

王先生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谈笑风生，表情丰富，很会调动气氛，虽然年近耄耋，依然激情澎湃，充满活力。

记者：您长期从事学校德育研究，接触亚洲“四小龙”的德育情况比较早，儒学对“四小龙”有怎样的影响？

王殿卿：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们20世纪80年代开设儒家伦理课，中学三四年级需把儒家伦理读下来。

台湾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一直到现在也没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四书”内容，列入高中课程。

我曾经去过韩国3次，感受最深的，是原汁原味的儒学。儒学从中国传到韩国、日本。韩国古代的120所书院，到现在还保留着，只是不执行原来的功能了。我考察过韩国十几所书院，有的是旅游景点，有的是民间传播文化和道德的基地。

韩国纸币上印有历史人物头像，其中一个叫李退溪（公元1502年—1571年），是古代朝鲜的儒学泰斗，被称作“韩国的孔子”；一个叫李栗谷，被称作“韩国的孟子”。我第一次去时，就到了李退溪办的陶山书院，在庆尚北道。当地有好多宋代的文物，明代的也比较多，包括明代皇帝对朝鲜王朝官员的任命书，盖着皇帝的玉玺。韩国官员接待我时自豪地说：“我们也是‘孔孟之乡’。”那次还碰上陶山书院的“忠孝礼教育馆”举办儒家伦理夏令营，这让我非常感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学生夏令营是学儒家伦理的。

记者：尼山圣源书院的教师都是义工，不但无利可图，还贴进去不少钱。社会上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些误解。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殿卿：知识分子要有社会担当，这是一种境界。我们办书院为的是什么？为官？我们都当过了。为职称？我们都有了。为钱？国家给的退休金够花了。我们为的是，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今后的中国教育发展蹚蹚路子，既是心愿，更是幸福。用牟钟鉴先生的话讲：用儒家思想，办儒家事业。这已经成为尼山圣源书院同仁的座右铭。

工作是一种职业，职业是为了饭碗，但是变成事业的时候，就要有精神了。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有信仰不等于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是文化，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记者：这几年，很多地方都兴办起书院。您办了这么多年书院，如何看待以书院传承儒学这种模式？

王殿卿：当今民办书院的基本任务，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有中国心、有中国精神的人才。不是现在学校里批量生产“标准件”，那容易制造出没有精神、没有思想、任人使用的工具。

我们办书院，是想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路子。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培育出一代代名家泰斗、志士贤达，创造出光耀世界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为办好当今中国教育留下取之不尽的智慧之源。清末民初，书院逐渐被现代学堂所取代，开启“克隆”外来教育的时期。当今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需要有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在反思百年“拿来主义”得失的基础上，开发和承接中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能够立德树人的中国教育，乃是当代中国“教育人”的历史责任。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现在喊得很响，还未有效落实！民办学校可以凭借体制灵活性进行探索，体制内做不到的，体制外能做到。借助儒家伦理，继承书院传统，探索立德树人教育新模式，真正把孩子当人去培养，而不是单纯培训考试机器，为民族复兴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记者：现在出现的国学热，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有的利用孔子赚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殿卿：政府支持推广国学十分重要，但推广国学不能搞运动。有的地方把推广儒学作为政绩工程，搞“大跃进”，结果适得其反，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

有的地方以办书院为名敛财，把孔子当成“摇钱树”。有的暑期国学班，上几天就花上万元。前两天有人找我帮忙，要建一个占地3000亩的书院，我一听就不对味，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会害了儒学。

农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

“目前乡村中的许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伦和文化的基础受损”

与赵法生博士几次错过：我去尼山圣源书院采访时，他刚离开；他去书院讲课时，我又脱不开身。好在他频繁往返京鲁，干脆约定济南见面。连着几次他来济南，我俩都聊至深夜。因是同龄人，又都有浓烈的乡村情怀，我俩聊得酣畅淋漓，相见恨晚。

赵法生的阅历很丰富：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哲学博士，担任过青岛海底世界总经理，从商界跨越到学界，投身儒学研究。

开办乡村儒学以来，赵法生一年中有半载在山东。2014年，他又在家乡青州开设3个乡村儒学教学点，还赴济南、烟台、滨州、潍坊、临沂等地讲课。

有天深夜，手机铃响。他一看：“哟，儿子从德国打来的。”电话里，依稀听到对方说：“您老是在外面跑，要注意休息，别太累。”放下电话，他脸上放光：“儿子大了，知道疼人哩。”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深为他欣慰。

记者：听说您和同道们在山东泗水开讲乡村儒学，初衷是做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赵法生：中华文明被称为乡土文明，乡村曾是儒家文化的沃土，曾经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私塾、宗族、宗祠、家谱、家训、家礼、乡绅等，构成乡村道德和自治秩序的基础。教化一旦荡然无存，是非、对错、美丑颠倒，道德底线就会垮塌。过去，一户人家出了囚犯，全家人抬不起头；现在，有人刑满释放却像英雄凯旋。

农村的孝道问题日益突出，我看到一份社会调查，部分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持续上升，有的老人说“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比亲儿子还亲，让人震惊和痛心！

儒学的当代困境，是失去了传承体系而游魂化。我们在书院几位老先生的支持下进行这个实验，是要从儒学的发源地再出发，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为什么要选择孔子的诞生地？因为，如果连这里都不管用的话，那儒学确实是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了。

记者：有些地方的农村现在有一种现象：一方面礼义廉耻缺失、伦理道德荒芜，另一方面却热衷宗教，邪教的传播也不是没有，就连孔子故里也是这样。个中原因是什么？

赵法生：据了解，从近代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传了70万信徒，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信徒寥寥，本人反倒钻研和翻译儒释道经典，成为很有造诣的汉学家。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甚至成了虔诚的孔教徒。

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基督徒激增。究其原因，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儒家传统缺少传承，一些群众失去精神寄托，各种外来宗教乘虚而入。

孔子故里也不例外，尼山周围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然只知道有“孔老二”，不知道有孔子，而“孔老二”恰恰是对孔子的蔑称。

记者：儒家诞生于2500多年前，为什么对于当今乡村的道德建设依然有效？

赵法生：的确，并不是儒学的所有思想都适合于当代，它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可是，孔子曾说，孝悌仁爱、恭敬礼让、诚信待人这些道德，即使夷狄也不能缺少，也就是说，儒家的基本人伦道德并不会因为地域和时代变化而丧失价值。相反，技术越发达，经济越发展，社会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需求就越强烈，就像高速铁路需要更坚实的路基一样。目前乡村中的许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伦和文化的基础受损。

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传统，数千年形成的家庭价值和五伦之道被简单否定，家人内部的和谐相处越来越困难。家庭是村庄组成的共同体，家庭伦理失范所带来的矛盾必然溢出家庭本身，影响村庄风气，而由于教化真空和伦理失范引发的问题，恰恰是法律所难以根治的。

道德教化是儒家之长处，现在的乡村儒学发挥了这些长处，又将它们与现代村庄治理相结合，通过乡村儒学讲堂，构建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又超越传统家族制度，并面向全体村民的道德教化体系。事实证明，孝、悌、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朋友有信等人伦之道，源于人心，发自人心，村民是认同的，也愿意躬行实践。只要教化对路，持之以恒，自能春风化雨，收到化民成俗的效果。

记者：我看到一则报道，有些人到农村讲儒学时，还没讲完，就走了一半人，原因是听不懂。我采访时，发现很多人对《弟子规》津津乐道，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儒学精华很多，您在讲乡村儒学时，为什么首先选择《弟子规》？

赵法生：农民文化程度较低，给他们讲儒学，不能照本宣科，要用浅显易懂的教材，要讲故事和体会，还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力求生动活泼。《弟子规》是一本蒙学读物，源自《论语》“学而篇”，讲的是人生最基础的礼义规范，浅显易懂，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很适合给农民讲课。

对怀疑《弟子规》作用的人，建议他走出办公室，到老百姓中间去，看看那些因这本小册子而化干戈为玉帛的家庭，问问那些因为这本小书而不再受儿媳虐待的老人。《弟子规》之所以有效，在于它重新唤醒了人性中的良知，这正是儒家教化之根本。当然，《弟子规》的思想毕竟源自几千年前，我们不能指望它包治百病。

除了《弟子规》，我们今后还要向老百姓讲解《论语》《孟子》《增广贤文》等。

记者：您是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老往乡下跑，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别人能理解吗？

赵法生：当然有影响，我手头的两本学术著作出版时间不得不推迟。另外，有人怀疑我们的动机，有人认为乡村儒学不是真学问，也有人对儒学心存偏见，全部视为封建糟粕，说我们是在误人子弟。

其实，我们做这一场实验，是身为农家子弟对农家的牵挂。乡村从中国文化的蓄水池向文化沙漠转变，没有文化的人都在逃离乡村，何况文化人呢？农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太需要安身立命的支撑了。村民那渴望和理解的眼神，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我们渴望更多的学界同道加入到儒学下乡的行列中来，共同唤醒民族文化基因。

《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13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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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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