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谈古村落保护：比保护一个故宫更难

　　古村旧巷老人家。本报记者 王斌来摄于江西婺源汪口村

　　溪绕鸭栖老宅前。本报记者 孔祥武摄于福建屏南漈头村

　　古村不墨千秋画。本报记者 何璐摄于江西婺源篁岭村

　　我们既关注巨变中的乡村，也关注不应消逝的村庄。

　　1月9日，本版关注“淘宝村”，深度观察苏北的一个普通村落，因插上互联网经济的“翅膀”，迅猛逆袭的麻辣“网事”。这或许是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浪潮中，农村将要面临的未来。

　　本期关注的“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历经风雨沧桑，能延绵至今，实属不易。

　　如何以敬畏之心、历史之责守护好祖先留下的宝贵遗存？本报记者奔赴福建、江西、陕西、贵州、安徽等地实地调查。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古诗里描绘的乡村画面，令人向往。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像世界的最后一家。这条路，这小村庄容纳不下，慢慢地没入那无尽的夜里。”这是现代诗人笔下正在消亡的村落，让人惋惜。

　　“古村落的保护，比保护一个故宫更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曾慨叹。这也不难理解，古村落星罗棋布，而故宫只有一个。

　　——题记

　　积淀着几千年文化氤氲，传统村落有我们民族的魂、文化的根。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很多传统村落曾引以为豪的地貌、特色民居和生活方式，被渐渐湮没。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南方古村镇发展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梁洪生，用25年时间跑遍江西所有市县，不无痛惜地说：“南昌的安义古村落群，是江西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个发现得比较早、原本应该保护较好的点，却因为经费不足，村里很多木屋已经腐烂。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传统村落保护，难在哪儿？难在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建筑，更涉及文化、民俗、生产、生活等；难在你必须与时间赛跑，进行抢救性保护。然而，你还没钱。

　　“缺钱！没有钱，很多古建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倒下去。许多古村落、古建筑，也许你去年去还在，今年去就没了。”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如此回答。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为过去开发少、发展慢，所以存留的古村落较多，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没钱。

　　国家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给予300万元的补助。但这笔钱在一栋房屋动辄上百万元的维修费面前，远远不够。

　　更让人担心的是，缺乏资金引发“建设性破坏”。“本来是明清的砖，结果一换就没了。有些房子木柱被白蚁蛀了，老百姓没钱买木头，只能弄个水泥柱。”一位经常调研古村落的住建系统人士颇为痛心。

　　“第一任务是抢救，刻不容缓。”江西省住建厅副厅长曾绍平呼吁。一些受访的专家、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濒临倒塌的古建筑、古构筑，要整合资源，以有限的资金做更多的事情。

　　如何整合？如何跑赢时间？如何做更多的事？

　　活下去

　　村里做减法，村外做加法

　　素颜古韵原生态

　　山野阡陌间，炊烟缕缕，茶香袅袅。粉墙、黛瓦、马头墙，一幢幢徽派农家院落，与绿树清溪点缀辉映。“梦里老家”婺源，宛如一幅素雅的山水画。

　　“婺源，村村如画，步步是景。”土生土长的江西婺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炬星颇有文化自信，“全县境内现存古建筑4000余栋，是名副其实的明清古建筑群博物馆。”

　　古建家底雄厚，保护不能滞后，婺源致力于以原生态的方式保持原住民的生活。

　　“要古意盎然，科学规划、注重保护传承是关键，我们把全县3000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徽派建筑大观园’来建设和管理。”婺源县委书记周遐光说。

　　——对明清徽派古建筑，修旧如旧；

　　——对新建房舍，“改徽改古”，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有的街巷肌理和建筑风貌；

　　——对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因地制宜地规划自建新区，以满足村民改善住房的需求。

　　为此，婺源县2013年拿出1亿元财政资金。

　　规划部门组织建筑设计专家，按照徽派建筑风格设计出几种方案供村民选择。

　　“老百姓如果想建新房，必须按照设计图来盖。”婺源县城乡规划局副局长汪季伟说，“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化相符，只是在内部对卫生间等设施加以现代化改造，以保证徽派建筑整体风格上的统一和历史风格、文化特色的延续。”

　　同样是为了保持原貌，离婺源不远的安徽泾县查济古村，采取的则是将传统村落与商业开发分开规划的方式。

　　入村处，两排崭新的徽派小楼夹道而立。石板街两边的楼房多为商店、饭店和客栈。沿溪而上，直到看见一处石板桥，才是査济老村所在。溪水两边，是伫立了数百年的传统民居。

　　尹建生是泾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査济是他最爱拍照的地方。在他眼里，査济这些年没有因为发展旅游“改变自我”。

　　旅游配套都在村外，入村基本没有商业。査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査从俭说，査济有明代建筑80余处、清代建筑109处，不任意搭建，不随意翻新，破落的地方原样修复。“保留原生态，是我们査济人最大的愿望。”

　　对参观者而言，古村落越原始越有味，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希望生活得更舒服、更现代化一点。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査济“古村只做减法，村外可做加法”，在村外划定范围，设立新区，建设与古村落相协调的新房，既解决群众需求，也满足旅游配套。

　　随着社会发展，古村落的人居环境已不能满足现代人对居住条件的需求，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不可缺少。“切忌大拆大建和盲目整治，应充分利用古村落原有地形、建筑风貌，营造古村落风情，彰显农村田园风光。”梁洪生说。

　　活起来

　　不做摇钱树，要留传家宝

　　风物依旧人开怀

　　山雨甫过，肇兴河水急了起来。对歌的声音从寨子里飘散出来，伴着流水淙淙，若有似无。

　　肇兴侗寨所在的贵州省黔东南州，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民族自治州。得益于民族村寨保护政策，这里的古建筑群和民族文化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

　　“全州共有27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在全国前三批2555个传统村落中占10.8%。”黔东南州住建局局长吴春说。然而，骄人的数字掩不住背后不乏尴尬的现实：大量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落景观保存相对完整是基于当地的欠发达，大多村寨处于自然保护状态。

　　有关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大量的传统村落分布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有的老建筑被废弃了，许多传统文化习俗面临衰落和断裂之虞。

　　“针对这种局面，贵州选取部分交通条件较为便利、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发展旅游、民族手工艺品、特色食品等，探索一条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贵州省住建厅副厅长杨跃光表示。

　　2014年1月，肇兴侗寨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景点，开始售票迎客。“没想到唱大歌还能赚钱。”64岁的陆海英是村里的老歌师，如今有了新任务——将原本用于娱乐的侗歌、侗戏搬上舞台，展示给游客。

　　“自家织的布，染料用的是山上的植物，纯天然，很受欢迎。5丈就可以换500块钱。”陆勤美一家就是肇兴开发的受益者，日子不是宽裕了一点半点。

　　如今，寨子里像陆勤美这样开店的群众有100多户，主要从事旅馆、土特产、饭店经营，以及歌舞表演等。肇兴景区管委会主任石斐介绍，2014年以来，游客接待量已达1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6000万元。

　　古村落，作为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文化旅游资源，正成为许多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传统村落也因为有了收益，而有能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福建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处长苏友佺认为：“通过旅游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激发村民对古建筑、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增强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有利于村落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促进村落保护。”

　　和肇兴一样，査济从事旅游经营的村民达到千余人，带动了当地40%的农户就业。査从俭坦言：“靠旅游增加的收入，与老房子的维修费相比，仍然杯水车薪。”

　　目前，很多地方修复一幢老宅子平均耗资百万元左右，一年的日常维护费用也要几万元。重压之下，古村如何展新姿？

　　“婺源鼓励投资商以租赁的形式保护古建筑，在租赁期内投资商按古建筑保护要求，负责修缮、维护。古建筑业主从中既可得到租金，又省去了高额的维护费用。”婺源县网宣办主任郑清源说。

　　如今在婺源，一些旅游业主集中承租了大量古建筑，对它们实施修缮维护，作为旅游产业来经营，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婺源花园村“九思堂”，梁木腐朽，门窗油漆脱落，尽显沧桑。2009年，屋主江文昌另建起新房，全家搬迁。2010年下半年，婺源尚逸轩度假公司总经理吴志轩和两个伙伴与江文昌签订了租期40年的协议，对九思堂进行修缮。

　　修旧如旧，融入文化元素，大到家具，小到地图、钥匙扣，都体现出婺源和徽商文化特色。九思堂徽商文化度假古宅一开张，就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为了做到对古村落资源合理利用，适度开发，有效保护，婺源鼓励‘以开发带动保护，以保护促进开发’，村集体和村民在开发中增加收入，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周遐光说。

　　活得好

　　古建是躯干，文化是灵魂

　　活态传承乡愁在

　　毗邻昭陵博物馆的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始建于北宋时期，主打“关中风情牌”。2007年，袁家村“荟萃”本村和附近村庄存留的“老传统”，成为关中民俗文化的聚集地。

　　“永泰和”布坊、“五福堂”面坊、“德瑞恒”油坊……一条长约千米的青石街上，各种手工作坊令人目不暇接。

　　“活着的关中文化”是袁家村的主打特色，而这里最独特、也最吸引人的是“体验”：在布坊，你可以亲自动手，尝试一下纺线、织布的乐趣；在辣子坊，可以自己烧一勺热油亲手做一碗油泼辣子，夹一个袖珍的饼子，一口吃掉；在油坊，可以看到菜籽油从油坨中被挤出……

　　“我们提供的是鲜活的文化体验，而不是冰冷的仿制建筑。这里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让关中手艺得以原汁原味地传承。”村委会主任郭俊武说，袁家村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搬运工”的角色，将关中民俗文化从散落的各处归集到一起，使濒危民俗得以保存和流传。

　　作为乡村社会的生活空间，传统村落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囿于传统村落的建筑保护，不仅要保护外在“筋骨肉”，更要传承好内在的“精气神”。

　　福建省福安市有一个廉村，行走在寓意“方正刚直”的青石古道上，不时能看到各种古老牌匾、对联、照墙等历史遗物，整个村庄散发着浓郁的廉政历史文化气息。

　　“唐肃宗为嘉许薛令之廉洁清正，而敕封他的故乡为‘廉村’、水为‘廉溪’、山为‘廉岭’。”村里的“义务讲解员”、老支书陈木成如数家珍。

　　陈木成说，他们带游客游览，会详细地解说历史和文化，这些祠堂、老屋不仅是文物，更是历史课本。

　　“传统村落保护，不仅要保护物质形态的古建筑，也要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古建筑是古村的躯干，非物质文化才是古村的灵魂。从文化的内在价值着手，可以听见文化的声音。”福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增华介绍，每年有3万多党员干部在廉村接受廉政文化教育，廉村前不久入选福建省廉政教育基地，以后来参观的人会更多。

　　“附丽在古村落上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庞大载体，也是许多从福建走出去的华侨华人、闽籍台湾同胞的原乡。”福建省住建厅副厅长王胜熙认为，古村落保护不仅在于物质层面，更在于文化和精神层面。

　　究竟如何让传统村落真正“活”下去？在安徽泾县文广新局局长朱代胜看来，村民才是古村落的精魂所在。査济的保护，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住原住民，从而推动传统村落的持续发展。

　　如何留？査济的办法是强化保障，带动群众致富。“帮助村民缴纳合作医疗参保费，给予居民房屋翻漏定补和维护的差额奖补。”査从俭说，县有关部门还对村民开展旅游知识和技能培训。

　　“如果村民都不知道自己身边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谁还会真心去保护呢？”在千年古村福建屏南漈头村，今年67岁的张书岩说。

　　张书岩是地地道道的漈头人，退休前任屏南县旅游局局长。为了抢救村里的古文物，唤起人们的记忆，老张退休后在村里租借了11座明清风格的古民居，筹建起一座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耕读文化博物馆”。

　　茶壶、油灯、榨油坊、斗笠、蓑衣、年糕印模、种子竹筒……农耕时代所有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博物馆内几乎都能找到。

　　这些都是老张挨家挨户收集来的，有些年头已经很久了，可以追溯到明清。“很多年轻人对老祖宗的这些物件基本没有印象。说实在的，馆里展示的这些物品，绝大部分并不珍贵，但都是村里的生活点滴。许多东西要是再晚几年去收，就见不到了。”

　　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是想为自己和后代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唤醒村民的保护意识，让大家都能自觉地参与保护。”老张说。

　　记得住乡愁，道出了人们对乡土气韵、桑梓情怀和历史记忆的依恋与渴望。

　　目前，全国多数地区的古村落保护均“自上而下”，往往缺乏村落的视角、村民的视角，忽视了村民这一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体。费尽心力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古建筑、古文化，不只是给旁观者、过客准备的，更应是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准备的。

　　多位受访者表示，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政府与专家层面上，更应是村民的自觉行动；不是违背社会发展单纯“复古式”的保护，而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村落经济发展的保护。

　　“文化只有首先被它的拥有者热爱才会传承。要保护好传统村落，必须发挥群众的力量。宁德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闽东文化大观园》栏目，专门聚焦本土古村落，就是为了让村民认识保护传统村落的价值和意义。”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姗娜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变政府‘主导保护’为全社会‘共同保护’，让老百姓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

　　(本期统筹：本报记者余清楚；参与采写：本报记者龚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