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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与陕北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2015-10-26 6:08:00  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进入论坛

 

研讨会会场

侯文阁摄

编者按:

10月19日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80周年纪念日,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在延安市吴起县举办了以“长征精神与陕北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蔡钊利作了题为《忠诚党的事业维护中央权威——西北革命根据地对长征的历史贡献及启示》的重要发言,与会领导及专家学者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及启示、中国革命的西北探索、伟大的长征精神及其时代价值、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内在关系等议题作了富于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研讨。现将发言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陕北革命根据地与中国革命的西北探索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李国喜

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独特的动员模式、建军经验和执政经验。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独特的动员模式。如何把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提高起来?共产党人没有现成的操作手册可以借鉴,更没有捷径可循。在大革命失败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下,西北共产党人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课题开始了艰辛探索。早至1929年到1931年,面对空前的大饥馑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众,中共三原武字区的地方党组织就走出了一条以筹粮筹赈为旗帜、以解决灾民生存问题为主题的新路子,公开成立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不费一枪一弹替代了原有的国民党基层政权。毗邻三原的富平中共基层组织与积极分子,也很快学习和借鉴了这条路子。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大体上都是沿着这一路子展开。而且,陕北共产党人通过政治进攻和组织进攻双管齐下,为土地改革夯实了群众基础、创造了政治前提。

根据地的巩固,革命斗争的发展,都需要紧紧围绕人民的根本诉求和长远利益而展开,这是西北根据地能硕果仅存的根本原因。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独特的建军经验。共产党人要真正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必须要经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的。在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如何深刻理解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执行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开展建军工作和武装斗争的呢?首先,他们认为,如果革命军队不能像熔炉一样淬炼自己的战士,如果不能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那完成由农民到党的战士的转变就是不可能的,建军的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1934年2月下旬,作为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举措,刘志丹主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他亲任校长并承担授课任务;习仲勋兼任政委负政治责任;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教学工作;抽调有县委书记经历的马文瑞做兼职教员。截至1935年春,军政干部学校以连排级干部为对象,连续办了3期,其政治课、军事课的实用性很强。第三期学员毕业后,其中的党员全部补充到红26军第42师第3团,成为维系、巩固和建设红3团的骨干,他们在刘志丹等统一领导下,投入到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之中。不难看出,军政干部学校已经完全担负起了培训官兵的主要责任,堪称西北共产党人的“黄埔军校”。有了政治工作制度和一批军政骨干,红26军建军工作发生了质变。

在正确解决建军问题的同时,西北共产党人还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组建了多元化的武装力量体系。历史证明,西北建军和武装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西北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丰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建设理论和武装斗争学说。

三、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独特的执政经验。群众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及根据地建设的成败得失,是直接关系着武装斗争形势及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在实践基础上,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符合西北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核心八条,集中体现了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探索符合西北地区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创造精神。习仲勋等政权工作者靠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参加劳动的地主可以分地的政策。这一政策“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消灭地主阶级是必须的,但偏执于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则是错误的。

西北地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为“人民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活”的改良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必须的资本积聚和必要的物质基础。根据地建设为西北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固依托。

今天,重温西北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就是要从中汲取丰富的历史智慧、感悟信仰力量,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精神力量;就是要继承先辈救国、兴国、强国的革命理想和崇高精神风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不懈奋斗。

西北苏区成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 姚文琦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

长征到达陕北时,西北根据地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十分严峻:一是蒋介石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总”,组织十余万兵力对西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二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西北苏区进行了错误的肃反,党、政、军很多领导遭到逮捕和杀害,造成根据地内危机重重;三是中共中央立足未稳,对西北根据地的基本情况及西北的民情、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就难以完成。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新决策,坚定不移依靠西北苏区广大军民,为解决上述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放到这里。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并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开始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当时,中共中央首先在吴起镇组织了“切尾巴”战斗,将尾追进入苏区的东北军和马家军骑兵击溃,不将敌人“带入苏区”,开创了步兵打骑兵的先例。接着,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紧密配合,发动了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纠正陕北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等一批西北苏区党政军领导,稳定了军心、民心,巩固了西北苏区。同时,根据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基本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迎来了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通过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多次和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内在关系

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毕远佞

一、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精神财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中国化同步进行,相互推动,相得益彰,前者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毛泽东思想,后者内化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系——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不仅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胜利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二、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承前启后、丰富发展的重要成果。长征精神,它上承井冈山精神,下启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放射着永恒的光芒,充满着时代的活力。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革命精神的接续地。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团结奋斗、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坚强的精神支柱,哺育出了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从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使中国革命精神臻于成熟。从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斗争的宏大史诗,展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苦难辉煌。

三、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思想精髓具有一致性、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本质特征具有一致性、历史作用具有一致性。

沉痛的教训 宝贵的经验

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吴永

作为影响中国革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长征不仅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丰碑,也为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成功提供了历史教训和宝贵经验。

长征的历史教训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战略转移准备不足,方向不明;二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三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削弱了统一战线;四是在党内重大问题的处理上缺乏独立自主性;五是错误的党内“肃反”。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尽管长征已经成为历史,但长征中的教训仍然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启示一:在国家发展中,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土地革命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历史教训直接宣告了照抄照搬苏俄革命理论和道路模式的失败。是故,1943年5月,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因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基本政治准则。

启示二:在政治发展中,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权。关于中央权威问题,邓小平集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是保证党和国家稳定的首要条件——“什么乱子都挡得住”。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确保和维护中央权威。

启示三:在社会建设中,必须进一步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广泛调动一切社会成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由于充分掌握和利用了这一法宝,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样,在走向民族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今天,统一战线依然是广泛调动国内外一切拥护祖国、热爱祖国的劳动者和建设者的重要法宝,可为我们党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

延安市委党校教授 雷万青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当年,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取得长征胜利,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崇高的革命理想,即坚信北上抗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新的奋斗目标。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对于我们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长征精神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精气神。当年的红军将士就是靠着这种精神,克服了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胜利。这也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事业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面对困难,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能在排除万难中创造辉煌的业绩,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长征精神的核心,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援助,红军的长征就不可能成功,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今天,我们只有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获得开创新局面、创造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精髓,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和方法。长征宣告了教条主义的破产,实现了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乡村为中心和以南方为中心到以北方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在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上下真功夫,用实干精神托起中国梦。

西北革命根据地对长征胜利的贡献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 刘晶芳

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主要是两点:一是落脚点,二是出发点。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结束长征迫切需要的落脚点

中央红军从离开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起,一路上不断寻找落脚点,最后,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但是,北上方针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和破坏。党中央在争取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和右路军大部北上不可能的情况下,为了实行北上方针,果断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单独北上。

当时,党中央能够带走北上的红军只有两个军团和一个中央纵队,总共才7000多人。这么少的一点儿力量,要实现原定在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此时,红军已经无根据地流动作战11个月,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考验和高山大河雪山草地的磨难,红军指战员实力受损严重,已经是饥疲之师。且北上能否找到适合的地方落脚,均是未知数。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落脚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是否还能生存,的确成了一个问题。

正当中央和中央红军单独北上遇到大难、找不到落脚点的最困难时刻,在哈达铺从国统区的报纸中看到了陕甘有数量众多的红军和一大块根据地。这个消息对于很久以来对陕北情况知之但不确知的党中央来说真是太及时、太重要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了到陕北去落脚的决策。

西北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中央红军落脚陕甘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坚决与围剿陕甘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减轻了长征红军的压力;主动派人寻找长征红军,引领中央和红军顺利入陕;动员人民群众做好迎接党中央和红军入陕甘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大力配合,中央在榜罗镇会议正式确定到陕北落脚的决策后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了与陕北红军的会合,胜利结束了长征。有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才使长途跋涉、疲惫到极点的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找到了休养生息的家,得到了巩固发展的基地。

二、助力中央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转变,成为新的革命的出发点

西北根据地在成了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正值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党中央立即意识到时局的巨变和共产党要担负的抗日救国的历史责任,高举抗日旗帜,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实现了策略转变。在贯彻统一战线策略、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西北根据地的统战经验为中央提供了借鉴,助力党中央顺利开展了对东北军、西北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的统战工作,从而迅速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并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力量。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在抗战胜利后打败了蒋介石,夺取了全国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年陕北的这个出发点,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

伟大的长征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党性教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王健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它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也为人类历史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红军长征时,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却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无比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也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和革命风范的结晶,是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升华。

红军长征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特别是经过长征考验所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战士们,堪称民族的精华,鲁迅先生称之为“民族的脊梁”。就是他们,改变了未来中国的命运。红军长征可以说是将中国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它好像一座桥梁,连接了我们党的“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

长征这座丰碑,已经永久地树立在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史册中,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和前赴后继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80年来,伟大的长征精神鼓舞了几代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必须继续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以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大业,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长征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陈国清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倍受打击;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毛泽东才重新崛起。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极力说服当时的“左”倾领导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会的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军队指挥员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会议最后推翻了以博古、李德为首的旧领导,军权转入周恩来之手,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已进入了政治局的核心。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调整中央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仍为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在军事形势略微好转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通过与张国焘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央内部的主导作用已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党内事务,尤其是在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政治处理、榜罗镇会议对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和瓦窑堡会议对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上,大家都认可毛泽东是“实际主事人”。

回望历史,长征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一次绝妙筛选。毛泽东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卓越军事家,还是审时度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党情、军情、民情的了解,是党的其他领导所不能相比的。故而,是长征选择了毛泽东。

陕北中央根据地开创了党建黄金发展期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刘飞

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奠基,为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也为党的建设进入黄金发展期提供了基本前提。

第一,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奠基,给我们党深入反思和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宝贵时机,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进入辉煌发展期准备了良好的前提条件。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拥有了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也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给党深入反思和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提供了宝贵时机。我们党系统地总结和反思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过多次激烈的理论交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成功结合,为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奠基,给经历过长征、历经磨砺的革命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党的组织建设进入蓬勃发展期提供了基本条件。在崇高的理想信念指引下,延安集聚了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群体。到延安去,是当时多数青年的重要选择和人生向往。党的组织建设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三,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奠基,给分散的革命势力提供了重新凝聚和结合的纽带和平台,为党的作风建设进入创新发展期准备了组织条件。延安时期,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党的作风建设开辟了新局面,党的建设出现了新风貌,边区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第四,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奠基,给党进行局部执政和自身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党的制度建设进入成熟发展期准备了环境条件。延安时期,我们党制定的党内法规和政府法令不仅完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而且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文明,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超越时代要求的成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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