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译者谈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走出去”

原标题：推动对外翻译 勿忘文学的初心——专家译者谈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走出去”

黄尚恩

回顾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值得言说的话题。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成效。麦家《解密》的多种外文版热销，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姜戎《狼图腾》在国内外畅销10年庆典等事件，成为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状况的缩影。在这些热点事件背后，有相关部门和组织，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对外推广，多个国内出版社与国外版权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扎实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尽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中国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识。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培育和建设一个有效的文学交流机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来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更多翻译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的作品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洪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当前的世界文学体系是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筑起了一道高墙，我们想真正走进去并产生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此，作家曹文轩也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国作家写的，它会不会流传得那么广?

但是，这些都是无法一时半会去改变的，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必须以接受这些事实为前提。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何明星认为，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首先应该考虑那些具有“世界性”的题材和作品。这些作品讲述的当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它既与当下中国现实密切相关，也与欧美的社会是共时的，容易产生世界范围的反响。而那些具有独特历史意味或者地方特色的作品，我们国内评价很高，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翻译出去之后也很难被真正接受。

翻译家艾瑞克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受到西方文学很大的影响，所以大部分作家的写法其实都很“国际化”，在翻译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可能有些作品涉及特别具体的历史阶段、特别专门的地方知识，才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被翻译出去很多部了，但大多都是写历史、写乡土的，因此一些国外出版社也试图出版年轻作家写的有关当代中国的作品。

建立更好机制鼓励文学翻译

刘洪涛近期正在参与“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翻译工作。刘洪涛说，在选择作品时，肯定是选择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是作品选好之后，有时候却找不到与之相符的译者，只能另选别的篇目。因此，应该不断发掘更多优秀的青年翻译人才。近年来，中国作协积极进行优秀翻译人才的挖掘和培养。2014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30位汉学家、翻译家以“解读中国故事”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作协还与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共同主办了“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汉学家来到中国，聆听名家大师的学术讲座，走进街头巷尾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青年作家对话交流。这些都为青年翻译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帮助。

艾瑞克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的确为居住在中国、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文学英译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稿酬。他目前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去说服国外的出版社，让他们愿意出版自己想翻译的作品。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国外出版社先确定好意向、购买了版权，再寻找翻译。可现实并非如此，西方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所以就很难会去购买版权，这就需要翻译者尽量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去做说服的工作。因此，应该不断完善双方互相沟通的机制与渠道，调动出版人、经纪人、翻译家等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

何明星最近在“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图书馆的入藏情况进行检索、统计发现，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种，麦家的《解密》、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吴明益的《复眼人》是被收藏最多的3种图书。何明星认为，中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时间差在不断缩短。在这其中，一些跨国出版集团的参与不可忽视，来自欧美的文学经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学新秀，寻找值得翻译的优秀作品。这些跨国集团中，有许多都是世界超级畅销书的推手，他们的加入，使中国当代文学在全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并且日益成为阅读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最为便捷的窗口。

摆正心态，“对外”其实是为了“对内”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出版者，心态摆得越来越正。莫言曾说，作家不能“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要将目光投向世界，但要避免按照他者所想象的世界观点、国际风格来写作。为全世界、全人类而写当然好，但首先得为自己的同胞、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写作。

在汉学家葛浩文看来，中国文学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要注重作品的质量本身。很多中国当代小说，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来看可能问题不大，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觉得完全可以写得再简练一些，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完全可以避免。此外，中国作家可以更加深入地对人物心灵进行探索，使人物形象真正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艾瑞克也谈到，有一些中国小说，故事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在语言上用了大量的修辞，像一锅粥。这可能与中国编辑地位不高、把关不严有关。在国外，一个作家的作品在出版时，会经过编辑的严格修改。从中文翻译过去的作品，不是翻译者删改，更多是编辑按照他们的审美趣味来删改。

在刘洪涛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只有翻译这一条道路，作家力量的培养、写作题材的聚集都可以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的青年作家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国外生活经验，他们会写出更多跨文化题材的作品;很多华裔作家使用英文、法文等居住国语言写作，扩大了中国题材作品的影响;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的作品会聚集在“中国题材”、“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等概念下，产生整体性的影响。此外，中国文学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方交汇形成一个小的文学体系，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以其庞大的体量会更加引起世界读者的关注。

我们积极推动对外翻译，但不能忘了“文学的初心”——写出真正好的、能够感染读者的作品，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此，我们如此密切地关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说是“对内的”，也就是说，能否“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根据“走出去”过程中得到的来自他者的反馈，更好地调整、建设自己，树立起我们真正的文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