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官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区别在哪？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凯恩斯当过官，哈耶克没有当过官；加尔布雷斯当过官，弥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当过官；曼瑟·奥尔森当过官，詹姆斯·布坎南没有当过官。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时，哈佛的经济学教授有一半都去了华盛顿，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伟大袓国的首都。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高下之分。有的学者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离群，就越愿意坐冷板凳，他们的学问也可能会做得更好。大部分当过官的经济学家都不是职业政客，他们只是票友而已，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书斋。有人将经济学称作“世俗的哲学”(Worldly Philosophy)，因为经济学不仅强调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还关心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果本着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就应该对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实际过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不批评政府，怎么能显出学者的风和骨呢？再说了，至少就大部分经济问题而言，批评政府的政治风险很小，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评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学者应有的谨慎和谦卑。

经济学的套路很简单，无非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问题在于，我们知道政府的约束条件吗？有的经济学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优方案，但他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某一项政策建议，听起来很不错，但实施起来，有预算吗？合法合规吗？谁去干？有足够的人力吗？会和另外的政策目标冲突吗？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个约束条件，现实世界中或许有十个。

此外，政府和学者的目标函数也不尽相同。学者考虑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尽可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虑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执行、能够立竿见影的。在教科书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实质上就是个对偶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可能相差万里。你拿到的考题和政府的考题是不一样的，怎么一起对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小泉纯一郎组阁之后，邀请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教的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罢免了金融担当大臣柳泽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并继续留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成为小泉内阁名副其实的“财经金融总管”。2004年9月，在小泉内阁的第三次改组中，竹中继续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卸去金融担当大臣一职，就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帮助小泉啃下邮政民营化这个改革的“硬骨头”。《读懂改革的逻辑》一书，就是竹中平藏对自己这段宦海生涯的体会。

读者可能首先会发现，竹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讲解日本的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时，用的基本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但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框架，并不是强调政府要如何干预市场，而是当决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观经济时，他们关注的是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政府花一元钱，国民收入会增加多少？这是个简单的财政乘数概念，简单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初学经济学时就知道。但在现实中如何测量乘数的大小、如何解释乘数的差异和变化，令无数政府精英白了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会给利率、货币乘数带来何种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债利率相较名义GDP增长率孰高孰低？大学生们在准备考试之前复习的这些问题，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样在苦苦思考。在现实决策中，花拳绣腿不管用，管用的还是基本概念和最基础的分析框架。决策之难，难在经济体系是一般均衡的，处处连通、一变倶变；也难在经济体系是瞬息万变的，朝秦暮楚、难持一端。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决策中需要的知识，常常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竹中平藏反复讲道，“战略在细节”。比如，他提到，在处理日本的金融体系不良债权时，遇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如何对银行的资产进行严格评估。准确的评估涉及对贴现率的确定，竹中专门制订了一个计算贴现率的指导大纲，还郑重地将它写入了金融厅的检査指导手册。他甚至认为，这是“金融再生计划”成功的秘诀。

从理论上讲，“金融再生计划”无非是保证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严格执行，但人们出于大意或贪婪，恰恰会忽视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竹中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制订“金融再生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熟悉业界内幕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还暗自庆幸，这些技术性的改革细节，既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也没有在国会上遭到质询，就这么暗度陈仓地顺利通过了。

谈到邮政民营化，他说，从经济学的大道理来看，把一个低效臃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实现民营化有多少种途径，哪一种途径才是众望所归。他说，在这方面，具有行政学知识的法律专家比经济学家更管用。

有时候，改革可以靠技术专家在幕后静悄悄地推动，但有时，改革必须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发起冲锋。日本的邮政民营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不仅是个经济改革，更是一个政治手术。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邮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国有企业，有2626万名正式员工和12万名兼职人员，不仅有邮政业务，还有银行和人寿保险，邮政已经变成了“衰退产业”，银行和人寿保险沉淀了巨额资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选择邮政民营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战。竹中不仅担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还在小泉的要求下参加议员竞选——多一票是一票啊。为了推行邮政民营化，小泉甚至解散了众议院。内阁成员中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反对解散众议院，小泉当即罢免了他，自己兼任农林水产大臣。

这本书的日文版叫《战斗经济学》，即官场就是战场。竹中写到，自己在小泉内阁任职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随时辞职的准备。如果每天想着要获得上司的认可、一步步升职，只会徒增自己的苦恼。但是如果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个朋友也思考过这个人生问题。他读到金庸的《鹿鼎记》时豁然开朗。《鹿鼎记》里，康熙让韦小宝把天地会灭了，天地会让韦小宝把康熙除掉，两难处境、不可调和，怎么办？韦小宝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

“老子不干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两难选择，其实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