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出版

　　余华 （资料图片）

　　近日，余华将十年来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呼喊与回望集结成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首度出版。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论称赞余华，“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余华表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差距：“我没有找到答案”

　　为何选择《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作为书名，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余华表示“没什么刻意的，就是觉得它是最好的”。书的封面则以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与破烂不堪的棚屋泥地作为对比。

　　在这篇同名杂文中，他以六一儿童节的一个新闻报道为例，一个北京的小男孩想要的礼物是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而一个西北小女孩则羞怯地希望得到一双白球鞋。他写道，“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

　　“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他如是说。

　　余华告诉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出路。 “我没有找到答案，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该是社会的速记员，记录下社会的变化。“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新闻，小说家应该提出更多的角度。”

　　写作风格：“我对自己不了解”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也谈到了文学与写作，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到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死刑执行开始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执行死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改变了回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写作方式：心里有架望远镜

　　写作是一个抽象的话题，余华打了一个比喻：“当我们手里拿着一架望远镜，最好是军用、指挥官手上的望远镜，它可以把近的东西推远了看，把远的东西拉近了看。其实这也是两种写作的方式。”

　　他解释说，当作家写久远年代故事的时候，要把望远镜拉近了，“任何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时代的故事，都会把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带到写作中去。这个带进去的过程就是把望远镜拉近的过程。”但是反过来，他在写《第七天》时，却是把望远镜调转过来，推远了写。“《第七天》虽然说起来好像这个题材和现实最近，但是在叙述的角度上说，又是我最远的那一次写作。”

　　成名：那一刻之后再没感觉

　　余华回忆起写作初期的艰苦经历：“当年我还在浙江海盐，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几乎都是退稿。”

　　那时，因为接到的退稿信太多了，余华找到了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做法：“《人民文学》《收获》退稿信回来以后，我把牛皮纸信封翻过来，再一粘，写上《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再寄出去。”他说，那时家里的院子经常会响起响亮的声音，那是邮递员怕麻烦，从院外投掷进来的大信封发出的声响。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他的父亲就明白，儿子的退稿又来了。这个声音在1988年前后渐渐消失了。那一年，余华至少接到了三四封约稿信。有人问余华，出名的感觉怎样？他回答，就在那一刻，以后再也没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