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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深圳9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开始在全国上架,将人们的视野,再次聚焦到深圳的青春文学发展上。
袁博、赵荔、谢然、欧阳婧祎等数十名成长中的青春文学作家,以及上万名藏身在深圳各中学文学社里的青春文学后备军,这是经历过近20年发展的深圳的青春文学文坛给深圳的成果。
回想1999年,韩寒携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威,大摇大摆地闯入几乎被传统文学作家垄断的中国文坛,扰乱了一池春水。很快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青春文学作家渐次走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如今来看,当年那些几乎不被所有人看好的青春文学作家,一路却走得风生水起。2014年,又拍电影又写书,韩寒和郭敬明赚足了国人眼球的同时,也赚足了国人的银子。反照深圳,这个青春文学发源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当量的青春文学巨星呢?
可观的文学市场
消费人群主要面对青少年读者的青春文学作品,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一批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大肆吸金,成为文学市场一景。
2014年12月底,第九届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显示,2014年版税收入前十名的作家中,青春文学作家江南、韩寒、郭敬明分别以1700万、1500万、1300万的版税收入排在第五、六、七位,而韩寒和郭敬明还不包括电影收入。
根据开卷图书“全国图书零售观测系统”监测显示,2013年中国图书市场规模约为500亿元,按照过往几年统计的,青春文学一般占图书市场1%的比例计算,青春文学码洋(定价×册数)超过5亿元。而这还仅仅是图书零售市场。
“在图书市场最稳定的是儿童文学,读者一茬接着一茬。”海天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部主任蒋鸿雁对深圳晚报说,在深圳,由于读书月等活动的影响,深圳的读书氛围非常好,读者群很大,尤其是青少年,因此青春文学在深圳的市场亦十分可观。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出版社都想深圳推销,导致深圳图书市场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除图书收益可观外,郭敬明们在以《最小说》为代表的青春文学杂志,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青春文学滥觞自深圳
1996年,深圳育才中学高中学生的一本《花季雨季》,成为青春文学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深圳也因此成为青春文学的发源地。
“深圳是青春文学发源的地方,这个没有任何异议。”深圳市中学生文联秘书长谢晨对深圳晚报表示,1996年,曾为育才学校高中学生的郁秀,在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花季雨季》,一时行销国内,售出超过一百万册,盗版可能高达两百万册,拉开了青春文学的序幕。
据深圳市作协专职副主席、深圳市中学生文联名誉主席杨宏海回忆,其实《花季雨季》在1996年走红之前,沉寂了数年之久。1990年前后,杨宏海是作协会员,家住在深圳大学附近,与郁秀的父亲,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熟悉。
还是深圳育才中学高中学生的郁秀,就把打印下来的一摞厚厚的文稿,拿给杨宏海。面对这么厚厚的一摞中学生的作品,工作比较忙的杨宏海也没有立刻就拿起来看。“但是我的女儿偶然翻看了文稿之后,说写的就是她们的生活,非常鲜活。”杨宏海对深圳晚报说,“我女儿同样是中学生,她的意见更有代表性,因此引起我的注意。”
读了郁秀的作品之后,杨宏海对作品中的故事表示惊讶:父亲发生婚外恋,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是当孩子发现爱他父亲的是个知识分子,和父亲更合适的时候,孩子居然劝母亲分手。
“这就是深圳的包容性对孩子已经产生的影响。”杨宏海说,“这种在其他地方可能会遭到批判的思想,在深圳能够公开说,这也是这本书出彩的地方。”
但是遗憾的是,当杨宏海把这部作品推荐到相关部门时,并没有人注意这部作品,直到后来中央宣布评选五个一工程奖,才被人想起。“结果在海天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效果。”
巨大反响产生以后,很快在1997年,根据书籍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被搬上银幕,影响了一整代人。同时,这也是青春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改变成电影、电视剧。
错过的十年
在早期青春文学发展进程中,深圳以昂扬的姿态打开局面,却迅速归于沉寂,遗憾地错失了将近十年光阴。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青春文学最先在深圳发端,而且也最早结合市场推出了同名的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1996年以后的青春文学市场,深圳缺席了近十年之久。
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社启动了号称“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发难,引发社会各界对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深度思考”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极力为之推波助澜。
作为B组(初中和高一组)一等奖获得者韩寒,以“叛逆”、“高才留级生”等标签,吸引了最多关注。随后的第二届、第三届等新概念作文大赛,又接连出现郭敬明、张悦然等影响巨大的青春文学作家,青春文学作为一个新兴事业正式站稳了脚跟。同时,也形成了在青春文学的英雄谱上,只有上海,只有新概念的刻板印象。
从1996年深圳诞生青春文学,到2006年韩寒、郭敬明们彻底占领青春文学市场,时间整整过去的十年,在这个进程中深圳也失去了十年。
2004年,深圳成立深圳市中学生文学社联合会,对全市文学社资源进行整合,深圳新一轮青春文学作家的培养终于开始。
但是,这时候深圳与青春文学市场已经更远了。2012年开始,郭敬明及旗下公司又携《小时代》进军影视,至2014年《小时代3:刺金时代》上映,仅三部电影票房总计就超过13亿。而韩寒于2014年导演的《后会无期》票房亦高达6.5亿。
先入市场后进文坛的一代
作为“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的一代,早期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粉丝群和盈利模式,青春文学市场格局大体稳定。
传统的作家取得市场认可的一般路径是,先由文坛认可其作品价值,而后作品走向畅销,韩寒、郭敬明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路径,走出一条先出名,形成粉丝效应后作品持续畅销的道路。也因此,这拨“80后”青春作家被认为是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
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认为,深圳的青春文学作家与韩寒、郭敬明们,并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作家。深圳的青春文学作家是在文学社、文联、出版社等的帮助和支持下,慢慢走出来的;而韩寒、郭敬明们,则是直接由市场在中国的经济中心选择出来的。
2000年,韩寒出版处女作《三重门》,在中学生群体中赢得大量粉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郭敬明则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出版《爱与痛的边缘》和《幻城》,奠定了自己在青春文学圈里的地位。随后二人又先后进军影视圈,热度至今不减。
“现在出现一个郭敬明、韩寒难度很大了,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青春文学刚刚发端,他们走得比较早。但是现在出现的青春文学作家太多了,想走出来太难了。”曹文轩对深圳晚报说。
对于这个观点,谢晨也表示赞同:“他们出道很早,各自的粉丝群已经形成,传播渠道、传播方式都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在曹文轩看来,韩寒、郭敬明等,只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不应该成为深圳的追求。
“他们不是属于哪一个城市的,就像韩寒不只是上海的,郭敬明同样不属于四川一样。”曹文轩对深圳晚报说,“但是袁博和郁秀一定是属于深圳的。”甚至在曹文轩看来,韩寒、郭敬明们是否属于青春文学作家都需要重新考虑。
深圳文化传播的先天弱势
作为一个后起城市,深圳在文化积淀、文化工业上存在着先天的弱势,要形成全国影响力,仍然需要时间。
深圳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承认,深圳在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播上,存在着先天弱势,使深圳青春文学现在虽然呈现百花齐放局面,产生的青春文学作家却在圈子外知之甚少。
对文学而言,除了创作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出版发行。在深圳,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深圳出版界,出版发行能力相对是短板。在出版社方面,深圳本土出版社只有海天出版社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4年,深圳的“动物小说王子”袁博的新作《火烈马》在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谈及为什么没有选择深圳的出版社,袁博表示,作为主要面向儿童的读物,少年儿童出版社不管是在装帧设计,还是印量、发行上,都具有诸多优势,因此做出如此选择。
“之前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流失到深圳以外的地方出版了。”蒋鸿雁介绍,作为文学类图书的主要编辑部门,该编辑部仅五名编辑,其中只有三名专职负责文学编辑。囿于人力所限,编辑部只能根据市场,重点选择某一个方向的图书。
而由于城市出版社的特殊身份,本土出版社还要承担很多为城市发展服务的工作,配备专门人手,因此“与专业的少儿出版社、文学出版社相比,我们没有可比性”。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也曾表示,深圳既有好的作家,也有畅销书,如深圳市作协主席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曾连续获人民文学奖、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以及畅销书《时间的玫瑰》,也是深圳作者写的,但是都是在深圳以外的地方出版的。
“从文化上来讲,深圳还是一个小城市。”杨宏海表示,“与北京、上海等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相比,深圳相差太远,所以韩寒、郭敬明在那样的城市出现,并不奇怪。”
深圳青春文学机会再现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深圳的青春文学又呈蓬勃发展态势,“未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韩寒、郭敬明的那一波风头重新抢回来”。
2014年在谢晨看来,是深圳青春文学爆发的一年。深圳实验学校高二学生欧阳婧祎完成了“全国中学生首部古典文学评点文集”《情越千年》,原红岭中学高三学生张为完成了“国内首部中学生经典哲学心得文集”,来自深圳的动物小说王子袁博则完成了新作《火烈马》,被列入“2014世界读书日十大推荐书目”。
除以上三位风头正劲的青春文学作家外,深圳的青春文学圈还活跃着赵荔、张悉妮、谢然等一批创作水平颇高的青春文学作家。
“在90后青年作家里,袁博其实已经是领军人物了。”蒋鸿雁认为,图书市场的出版和社会的欣赏水平,都有周期性的转变,1996年青春文学从深圳发端,海天出版社出版了《花季雨季》是一个周期,后来的韩寒、郭敬明则是另一个周期,“未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韩寒、郭敬明的那一波风头重新抢回来”。
并且在蒋鸿雁眼中,虽然韩寒、郭敬明商业操作非常好,但却不能代表中国青年的正能量,“他们肯定不是政府扶持的青年作家”,所以目前需要出版更多能够代表阳光心态的作品。
而在深圳的众多青春文学作家里,赵荔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赵荔而言,传播最广的作品当属与英国创意大师、联合国创意产业顾问委员会成员约翰·霍金斯合著的《遭遇创意团队》。
2008年,15岁的赵荔参加了校园英语翻译家大赛,一举夺得了冠军,引起了上海创意学院院长的注意。此时恰逢上海创意学院常务副院长约翰·霍金斯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英文创意著作需要翻译成中文,于是有了霍金斯和赵荔在上海的第一次见面。
见面后,霍金斯被赵荔敏捷的思维和奇妙的想法所吸引,提出要和赵荔合写一本书。《遭遇创意队》问世后,2008年12月,赵荔凭借该作品获得了2008第三届中国创意产业年度大奖的“先进个人奖”。
2013年,在和自己的青春文学作家朋友们交流时发现,刚到美国读大学的赵荔发现,大家都觉得先做着的培训班很不靠谱,于是决定和朋友们一起做起了“新想法”教育,利用自己的作家资源和身在美国的外语资源,主要针对创意、写作、外语进行培训。
“我认为她将来的发展会很不错。”杨宏海表示,“也许她走的就是韩寒、郭敬明成才之路之外的另一种途径。”
对于深圳的青春文学作家中,能否出现耀眼的巨星,杨宏海认为,文学是一项长期事业,培养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能要几代人的时间,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应该给它足够的成长时间,“(即便深圳出不了能够影响全国的文学巨星)如果有人立志就是要向纯文学靠拢,向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学习,回归文学本体,那也是深圳的荣耀。” 记者 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