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执行标准不一，拖了数字出版的后腿

原标题：执行标准不一，拖了数字出版的后腿

本报记者 周敏娴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纸质图书450万册，电子资源达800万种。在图书采购经费中，电子资源占到了65%。”在上周举行的2015北京图书订货会高层论坛上，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敏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图书馆界已经用购买投票的方式，对出版界的产品形态提出新的要求。”

数字资源建设正被提上日程，不过国内出版界想拿下这块蛋糕却并不容易。以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例，采购数字出版物的经费，80%买的是“洋品牌”。业界人士表示，不是不支持国货，而是眼下执行标准不一，制约了国产数字出版的产业化发展。

数字超纸本 阅读产业“新常态”

有人将2014年称为媒体融合元年。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超过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网民每人每周上网时间长达26小时。

全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成法传递了这样的信息：2013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在4.77本，而电子书阅读量已经达到2.48本。如果按照数字出版每年30%的增长速度来看，未来两三年之内，国民数字阅读量便会很快超过纸本阅读量。

这一阅读产业的“新常态”，在推动着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调整资源采购策略，数字资源采购费用占总经费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图书馆报》提供的资料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占比目前是42.5%，清华大学是65%，中国人民大学更是超过了70%。在数字化的大趋势下，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国内老牌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数字库产品。60余家出版单位“抱团取暖”，参与组建了中国数字出版联盟，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

优势在效能广度 电子书需“标准化”

说到数字化融合的优势，邬书林举了个例子：过去一本图书进到图书馆之后，尽管好的图书馆有较多的复本，但是只要这本书被借走了，其他人都只能等着。数字化之后，同一个资源可以通过手机、计算机等设备在同一时间被所有人共同使用。知识传播的范围、效能得到极大提高，知识、信息更加对称地呈现给了全世界的读者。在目睹数字化可喜的传播效能后，业界人士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数字出版的质量?

业内人士认为很多图书馆认为数字出版产品容量越大越好、书的种类越多越好，把数字产品跟纸质书用一个标准衡量。其实，我们应该制定数据库、电子书的出版标准，从数据库的质量、数量、系统程度、结构化程度、数字化程度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毛雅君拿出了调研数据表示支持：“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搭建数字出版平台、出版数字产品，但是各自执行的标准差异很大，不同格式无法兼容。对于图书馆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不同类型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转变的形式 不变的“内容为王”

10年前一篇电子格式的论文，阅读费用为14美元，眼下只卖1.7美元，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成本快速下降，直接提升了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对出版理念、流程提出更高要求。

业内人士介绍，国际上一些优秀的出版公司，已经将盈利模式转向为特定读者提供需要的知识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是经济、科技、教学领域，甚至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数字化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使知识生产和传播者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邬书林提醒，在国内众多出版社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能让传播形式喧宾夺主。“出版的社会职能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在数字化条件下，出版的核心工作仍然是知识的鉴别、加工、组织、整理。至于用数字化传播还是传统方式传播，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