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刘力贞

1936年4月，我父亲刘志丹在东征前线牺牲，距今已78周年了。我对他的怀念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弱，相反随着我自己斗争经历的增长，我对他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刻了。

渭华起义失败后，父亲回到陕北重搞武装斗争。到1934年初，陕甘红军壮大了，有了陕甘边根据地。国民党对此十分恼恨，派大军“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对于红军的家属他们也是不放过的。刚过旧历年不久，国民党军队开到保安县（今志丹县）芦子沟村抄我们的家，多亏乡亲们报信，敌人来前，我们一家人跑了。扑了一空的敌人气急败坏，他们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挖了我们家的祖坟，还到处抓人，祸及九族，竟把我家族中一个叔叔和我的二姑父抓去杀了。

那时我们一家躲进了深山梢林之中，我奶奶、二婶刚生孩子，怕孩子哭，暴露全家，就忍痛把他们丢在山洞中(两天后乡亲们偷着把孩子送回给我们)。为了减小目标，全家人不得不分开躲藏。我和妈妈藏在大渠沟的山水洞中，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妈妈喂我一点炒面糊糊，她自己八天八夜不见五谷，只靠喝点雨水度日。母亲那时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尚在吃奶的我，在深山里又惊又怕，不知要躲到何日。

不久，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叔叔知道我们遭了难，派游击队找我们，把我们一家人接到了根据地——南梁。

在南梁我妈妈才知道，父亲知道我们家被抄了，一家人四处逃散。但他没有讲过这件事。当部队的一些同志听到后要派红军去救我们一家时，他不让去，他说打击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更重要。习仲勋叔叔把我们接到根据地后，他还不知道，突然见了面，父亲当然是喜出望外。妈妈不禁泪流满面，诉说敌人的残酷。父亲安慰说：“遭难的人很多，咱们全家人能安全出来就是万幸了。”爷爷诉说敌人杀人的罪行时，父亲说：“这笔血债一定要讨还!”爷爷在家时，条件好，受全家人照顾。到了部队，条件差，父亲过意不去，亲自招呼爷爷吃饭，问寒问暖，爷爷说：“我知道创业难，你们搞革命就更艰难了，这些苦我能吃。”妈妈本来有一肚子的委屈要向父亲诉说，但是看到父亲为公忘私没明没夜为革命操劳，她也受了教育，感到和父亲这样的人生活是有意义的。

妈妈到根据地不久，父亲就让她给红军战士缝补衣服，他常对妈妈说，红军战士离家在外，出生入死为革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同志牺牲了，要多多关心他们。还说，你现在出来了就是参加革命了，要尽力为革命多做些事，眼下你文不能，武也不能，缝缝补补做做针线、做做饭总是可以的。妈妈参加了被服厂的工作，组织农村妇女做军装、军鞋、军旗。妈妈性急好强，她总怕误了公事，任务一来就白天黑夜地赶活，顾不上管我。我独自整天在黄蒿草林中玩耍。一次我受风寒了，发高烧。有人说是伤寒，妈妈非常着急。父亲知道后勤部长杨在泉叔叔是个中医，请他来看。他看后开了个方子，当地没有药店，要出去买，但敌人封锁着根据地。杨在泉叔叔说，后勤部有包给牲口的药未用完，看看能不能找出几样来。他一找果然有几样能用，给我煎了，病果然就好了。父亲对妈妈说：“以后记着，不要叫她乱跑，得场病事小，叫山上的狼吃了，怎么办？”

1935年初，敌人“围剿”南梁，我们随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转移，先在永坪住了几个月，后转移到瓦窑堡。行军路上，我一般是用带子拴在妈妈的背后，坐在马屁股上。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得到机会独自骑了一匹马，不料马惊了，它嘶叫着奔跑到一个西瓜地里，所有的人都惊慌起来。父亲敏捷地跑到马跟前，一把抓住缰绳，惊喜地说，真是我的女儿!这么点人，能牢牢扒在马背上不掉下来!叔叔们笑着说，这都是在马屁股上练出来的功夫。

在瓦窑堡，我们住在沙家巷的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里。父亲在外打仗，我和妈妈非常想念他，但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孤独。叔叔阿姨们经常来看我们，给我们送这送那。突然有一天，有人对妈妈说，老刘回来了，被押进了监狱。母亲听了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向一些同志打听，果不其然。母亲愁锁双眉，不知怎么是好。不久，妈妈也和一些同志被打入了“生产队”。不少人对妈妈说：“你把心放宽，老刘是革命的，他们不能把他怎么样!”一些同志知道我们缺吃的，就偷偷送米送面。空气越来越紧张了，听说不少人已被杀害，父亲也要被活埋。妈妈百思不得一解，父亲为了革命，走南闯北，出生入死，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她心里不住地呼喊：“老天爷快睁睁眼吧，不要叫自己人再整自己人了!”

幸亏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他们知道父亲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放人，父亲被释放了。许多人到我们家来报喜，唯独不见他本人回来，原来他已在为瓦窑堡的警备工作和新的征兵任务到处奔波去了。他所要的东西是靠警卫员来回传递，谢文祥叔叔送来了他的破烂不堪的脏衣服和被脚镣磨破带血痂的裹腿让妈妈洗补。看到这些东西，妈妈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一天夜晚，父亲终于回来了，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他明显地消瘦了，那双炯炯有神充满慈爱的眼睛沉陷了。他一上炕就抱起我，抚摸我。母亲询问他被放出来的情况，他说：“现在好了，党中央、毛主席来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后来听同志们讲，逮捕他的密令误送到他手中，为了顾全大局，他只身回到瓦窑堡，束手就擒。出狱后，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他说：“不要抱怨什么，教训大家都应该接受。在中央领导下，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战斗!”许多同志对于他的宽广胸怀，甚表钦佩。

又有一次父亲回来，还没有坐稳就对妈妈说，你赶快收拾点布给毛主席做双棉鞋，要做厚点，他们南方人，没有过惯咱们这儿的寒冷气候。千万要快些，他现在还穿得那么单薄。妈妈说：“你放心，我一定照办。”妈妈赶忙剪裁，纳底做帮，整整忙了两天赶出一双棉鞋给毛主席送去。

1936年刚过春节，父亲带领红28军东征。临行前，他对妈妈说，你带孩子去送送我们。可是到临行时，不知什么事情把我们绊住了，没有送成。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4月下旬，正当妈妈患伤寒躺在医院的时候，父亲阵亡的噩耗传来，这犹如晴空霹雳，重病的妈妈立刻昏了过去。父亲的遗体未让她看，追悼会也未让她参加，只是入葬的时候用担架把她抬到了墓地。这是一个果园，当时园里的梨树正开满洁白的花，我总觉得这圣洁的白花与父亲的人品有着某种联系。到了下葬的墓穴，妈妈在担架上呼天嚎地令人心碎。她喊着要跟父亲一块去，周围的同志没有不落泪的。妈妈17岁嫁到刘家，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嫌弃过这个未读过书的农村妇女，他敬重她，体贴她，帮助她。妈妈没有文化，他得空就耐心地教她认字，给她讲许多革命道理，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父亲从事革命斗争，难得回家，每次回来不是有病，就是失败了回家暂避一时。他一回来，妈妈总是尽心尽意地服侍他，替他保管要紧的东西，帮他销毁文件。他一走，妈妈就日夜心悬，怕他出事，担心有个三长两短。好不容易盼到根据地建立，我母女到了红军部队，又遇到“围剿”、“肃反”……生活的磨难，日日夜夜的提心吊胆，又有丧子(我的弟弟病死于1935年)，疾病的折磨，这一切她都能承受，唯独父亲的逝世，使她难以承受。但是她毕竟承受下来了。她要继承父亲遗志，革命到底。

父亲牺牲后，军委派人把父亲的遗物送到我家，那是一个伴随他经历了不知多少次战斗的旧军用皮包和一支手枪，还有他的战马。这些东西对我们说来是无比珍贵的，但是妈妈没有留下，她说，这都是战斗中最需要的东西，留给其他同志用吧。1943年给父亲迁陵时，母亲收拾他的遗骨，才发现他穿的仍然是她为他做的那件旧军大衣。父亲牺牲了，他清清白白地去了，他的一生光明磊落。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物质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宽广无私的坦荡胸怀。他使我懂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切奉献给我们的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党和人民给了他高度的评价，直到今天人民还在深深地怀念着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的错误，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确定了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进，举国上下正在为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奋力前进。我的父亲在天之灵有知，他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