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大学校友忆激情燃烧岁月:广场上课亲历开国大典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展出的老照片：华北大学学员从学校出发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 高红超 摄

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不同时期的校徽。 高红超 摄

正定256医院华北大学旧址，建于1889年的修女楼曾作为华北大学学生宿舍。 高红超 摄

中新网石家庄9月26日电(高红超 俱凝搏)9月25日，中新网曾以《石家庄寻访“遗落的珍珠”:名校从古刹旁迁出》为题，探访“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华北大学。

这所大学尽管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却孕育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知名院校。

从战火硝烟中走出，身处新中国成立前百废待兴的时代，这所大学怎样上课？是否有青涩的校园时光？在与华北大学老校友的座谈中，记者也被带入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被65年前的青春梦想所激励。

上千人的大课堂，用扩音器上课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1948年10月，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新校校址定在正定县城。

新中国成立65周年、石家庄解放67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多名华北大学老校友，请他们回忆华北大学独特的学习生活，王晋先生是其中一位。

他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接受记者采访的，他曾是华北大学一部二区队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如今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家属院，已经86岁但精神矍铄。

王晋介绍说，华北大学成立初期设四部两院，分别是政治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研究部以及工学院和农学院。

“华北大学是全国解放前夕最著名的培养干部的学校，为解放全中国培养、输送干部，是华北大学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心在一部。”王晋说，一部政治学院是华北大学规模最大、学员最多的单位。

王晋回忆，凡是新到华北大学的学员都要先进入一部学习，每120名至130名学员编为一个班，学制根据形势发展情况和需要有所变化，一般为3至6个月不等。从一部毕业后，大多数人参加了解放区的建设事业，留下的少部分人转到其他部院继续学习。

1949年2月，华北大学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招生简章，开始在北平招生。王晋得知消息后，立即准备学历证件，“从报名、统一考试、体检、评卷、录取、出榜和报到，前后不过10日左右。”

王晋清楚地记得，他报到的日期是1949年3月2日。他和其他同学先是住在北京府学胡同，由于校舍紧张，20多天的学习之后，他们搬迁到正定校址学习。

“我们当时乘坐的是改装过的运兵车，从前门西站出发，由于当时京汉线不通车，只好绕行天津、德州再到石家庄。”王晋说，车行两日才到石家庄，倒车到达柳林庄站，等下车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当他们渡过滹沱河，进了正定南门，到达天主教堂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初到正定，王晋对这个县城感到十分新奇。他说，正定是一个古城，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城市。他曾到东隔壁的大佛寺参观，“当时可由木楼梯攀上四五层到佛的头肩部，可站在佛肩上，人与佛耳一比高低。”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高的大佛，王晋印象深刻。

“当时学校主要采取上大课的方式进行教学。开始是一人讲，几百人听，以后发展到一千多人、两千人的大课堂，最多时一个课堂有四五千人听讲。”回忆起当时的上课情况，王晋说，如果没有教室，就在广场上课，开始时连扩音器也没有，后来有了笨重且音质不好的扩音器，教学设施总算有所改善。

为了弥补课堂讲授不足的缺陷，华北大学将上大课和个人自学、小组讨论、各单位互相交流、外出参观的方式结合起来组织教学。“这种方式培养了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王晋至今推崇这种集体讨论的学习方式。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华北大学走出了两万多名学员，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

名家荟萃，教学相长

今年88岁的白石先生是一名作家，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并曾先后担任河北省委秘书长、纪委书记以及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1946年3月，白石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1947年毕业后，又留校攻读研究生，直到1948年底离开学校调往保定市委青委(团市委的前身)工作。

谈及在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学习时曾经教过他们的知名学者，白石先生如数家珍：成仿吾、丁玲、沙可夫、艾青、陈企霞、何洛、蔡其矫……

白石先生回忆，当时的政治课主要由成仿吾校长来讲，周扬负责讲文艺学方面的课程。而艾青和沙可夫等老师则结合中外名著开设作家研究和专题讲座。例如艾青曾对郭沫若早期诗作进行过详细分析评论，沙可夫讲苏联文学，陈企霞讲《李有才板话》，蔡其矫讲《水浒》《恐惧与无畏》等。除了这些正式课程，还增开了许多实用性的讲座，陈企霞讲《编辑经验》，贺敬之讲《民歌研究》，肖殷讲《怎样编副刊》《谈美》，蔡其矫讲《我学写诗》等等。

当时，丁玲和文学系接触比较多，她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报告，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和写作特点。

“那时上课一次就是半天，然后进行讨论。同学们十分感兴趣，认为收获很大。”白石说。

“这些老师在当时来说都是全国知名的大学问家，但他们与我们接触，毫无界限。”白石回忆说，那时学校只有一个食堂，老师们和学生在一个窗口打饭，然后在广场上端着碗，或蹲着吃，或站着吃。

“论知识，他们都是知名学者。论做人，他们对人对事都很体贴。”白石先生回忆，华北联大时期发生在行军途中的一件事让他至今难忘。

白石说，1946年，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由于骑兵在后面追赶，华北联大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地方。11月的一个夜里，他们行军到河北唐县的倒马关镇，发现当地的许多房子被日本兵扫荡时烧掉了，他们将女同志安顿到了老乡屋内，而男同志们只好在路边的断壁残垣睡。

白石说，当时的文学系主任陈企霞听说他们睡在山顶上，急忙跑来，让他们起来：“怎么能在这山顶上睡觉？起来！”他们回答：“不是没房子吗？我们在这里凑合一夜算了。”陈企霞生气地说，“大西北风吹着，你们冻一夜，明天不用说走路，可能连立也立不起来了。起来，走！”

陈企霞把他们领到女同学屋里，只见炕上已经挤得满满的，女同学和房东已是人挤人，陈企霞看了看地下：“你们就在这里挤一夜吧，躺着挤不下，就靠墙坐着睡，也比在山顶大风吹着好啊！”

白石回忆，陈企霞是深度的近视眼，戴的近视镜像啤酒瓶底一样厚，可知看东西有费力了，并且身体瘦弱，黑夜背着背包走山路更加困难。“同样里程的行军，他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但是到了驻地，别人都睡了，他却不能休息，还要到处检查同学们是不是都安顿了住处，这要耗费他多大的精力啊。”

白石表示，在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学习的那段岁月，对他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可能有人觉得学校不正规，又有许多校外活动，时间又短，在这样的学校里，能学到什么东西？”白石说，实际上完全不是人们想象的这种情况，由于同学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再加上老师们都是学有成就的名家以及他们高度的责任心，教学质量还是很高的，为他们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石先生透露，建国后，他的许多同学、老师都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像崔嵬，建国后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而与白石曾长时间同住一屋的徐光耀，则成为全国知名作家，一部《小兵张嘎》家喻户晓。

亲历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和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谈起65年前的开国大典，王晋仍激动不已，当时他作为纠察队的一员在金水桥站岗，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

王晋说，1949年9月21日传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好消息，接着喜讯不断传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更是振奋人心。

“大概9月27日前后，学校得到大会指挥部的通知，要求华北大学派出500人组成大会纠察队。”王晋说，9月30日正式发给他们大会纠察队的胸章。他清楚地记得，胸章为红底布质，上有“纠察”两个黑色大字。

王晋等人在10月1日凌晨4点起床，迅速洗漱，用过早餐，携带上干粮和饮用水，然后整队从学校驻地铁狮子胡同4号(原和硕公主府)步行出发。他们以行军的速度通过宽街、北池子、南池子到达天安门。

“当时天安门城楼上彩绘一新，红旗招展，廊下挂有8个大型红灯笼。”王晋说，当时他见到的场景是，天安门正中挂有毛泽东的大幅油画像，两旁的横幅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当时王晋就在金水桥桥头附近站岗，这个位置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为此激动万分。

当日下午3时，开国元勋们齐聚天安门城楼，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先后就位，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与诸委员站立于毛泽东身边。“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开国大典时，华北大学是唯一被允许通过金水桥主桥经过天安门的高校游行队伍。”王晋回忆说，晚上6点的时候，阅兵仪式结束后，游行仪式开始。华北大学的游行队伍独树一炽，有近千人组成大型秧歌队，手举火把载歌载舞。当华北大学的游行队伍从金水桥主桥通过时，师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以“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作答。

当晚的游行直到深夜11点左右才结束，当王晋他们徒步走回住地时已是深夜12点多。

与此同时，华北大学已经毕业的一万多名学生也奋战在大江南北的各条战线上。“这些，可以说是华北大学对开国大典的最好献礼！”王晋表示，尽管65年过去，新中国成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让他永生难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