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文学处境尴尬 “民族性”被英格兰垄断

12年前的世界杯上，当时的苏格兰民族党成员安德鲁·威尔逊呼吁，既然苏格兰足球队没有入围，苏格兰公民都该支持英格兰足球队—“惟一幸存的不列颠球队”。该事件引来了大量将安德鲁侮称为“苏格兰叛徒”的传真和电邮。

关于“苏格兰人身份”的话题从未平息。是否存在广义上的“不列颠人”身份？早期代表作《猜火车》被改编成电影而闻名的苏格兰小说家欧文·威尔士，多年来也出版了一批非虚构文集，他在其中围绕“苏格兰人的身份”展开了多次探讨。而英国作家罗琳“荣誉苏格兰人”的身份，则提供了文化融合的另一种路径。

文化象征的转变

从凯尔特竖琴到苏格兰风笛

“Tartanry”—“格子呢文化”，在18、19世纪苏格兰旅游业萌芽时期，这个词曾代表着陈词滥调的苏格兰文化符号：格子呢、男穿短裙、苏格兰风笛、高原风情等等。1976年，“格子呢文化”这个词被用到美国电影工业的词汇中。回顾过去几百年里，苏格兰的文化象征有过几次转变：最初象征苏格兰民族的乐器是凯尔特竖琴，到15世纪才换成苏格兰风笛。

罗伯特·彭斯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时代结束后，19世纪的苏格兰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冲击。工业的迅猛发展让一批苏格兰知识分子无所适从，到19世纪末期，以苏格兰方言写作的“菜园派”（Kailyard）文学悄然诞生，并成为“文化领域的亚民族主义”代表。由这场文学复兴中脱胎的包括了诗人休·麦克德米德。作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休看到了英国霸权在苏格兰本位主义文学中的阴影，因此想方设法在诗歌创作中复兴古老的苏格兰语言，主要是彭斯时代的传统；以对抗标准英语。但这场文学复兴持续不过10年。

作家们的争论

苏格兰文化图景曾面目模糊

在1962年的爱丁堡“世界作家大会”上，诗人休·麦克德米德（Hugh MacDiarmid）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苏格兰是否存在“民族文学”？在伦敦西郊度过青春期的欧文·威尔士，父母亲都是苏格兰人，自嘲“如今流亡美国”。他指出，直到从英国搬出去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说出“我是苏格兰人”或“我是不列颠人”这样原本再平常不过的话，都常常奇怪地被看成是政治宣言。

他跟作家同行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都在爱丁堡出生成长，两家距离不过几公里；两人也同样在青少年时期移居伦敦。如今两人经常打趣：在英国文化教育处举办的文学活动上，欧文被称为“苏格兰人”，而菲利普则被注明“不列颠人”。他们认为，许多事情都一脉相承：都跟社会阶层的差异有关。

欧文指出，50年前，苏格兰的政治和文化图景皆面目模糊；当休·麦克德米德提出“民族文学”的概念时，与“颓废派”小说家亚历山大·托鲁奇（Alexander Trocchi）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前者将亚历山大称为“国际化的败类”。后来两人却私底下交流不断成为好友，那是后话。

欧文认为，当时二战遗留下来对大众造成的恐慌阴影未散，自视为政治激进派的人们，毫不含糊将“国际主义”看作理想的方向。在当时来说，那意味着高瞻远瞩与包容、是基于“天下一家”这种趋向社会主义概念的对文化的尊重。“民族主义”，即便裹上了“民族解放”的包装，在当时也毫无疑问代表着道德困惑和本质分歧。

“究竟是民族文学还是地方文学，我们可以争辩一天但这毫无意义”，欧文以美国文坛举例：“上网查查维基，史蒂芬·金、约翰·斯坦贝克、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全都被描述成‘地方’文学家。去衡量哪个作家写的是不是‘民族文学’，就陈腐得好比你得住得离曼哈顿足够近，以便不时能参加《纽约客》的鸡尾酒派对。”

今日全球大众文化绝大部分被包装第一的文化产品而垄断，这与以前由语言学主宰的文化产品完全不同。欧文因此认为，要以“民族”为单位去划分边界难度比以往更大。这几年涌现的一批苏格兰作家：阿兰·华纳、詹姆斯·凯尔曼等人的作品里“有很强烈的地方感，甚至有一种民族性”，“不是苏格兰人肯定写不出那样的东西来”。但是，在由帝国主义色彩的“英格兰性”垄断的“不列颠”文学范畴里，苏格兰小说的位置总有点不自在。比如这么多年来，只有一部苏格兰小说曾获得过“帝国主义者主宰”的曼氏布克小说奖—该奖项的评委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英格兰人，入围作家通常一半是中产以上的英格兰小说家，一半是英格兰昔日殖民地所属国的公民，“这样的评奖不光助长傲慢，也是在宣扬一种智力衰退”。

罗琳抗议苏格兰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们和《哈利·波特》里的‘食死徒’没有本质不同”

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如果出身于一个所谓“边缘化”的地区，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应不应该去跟从当今出版界的游戏，将双脚放进种类文学的写作中去，“就像很多成功的北欧罪案小说家，步入国际文坛时都会被重新包装”；抑或坚持写作自由，爱怎么写怎么写？

欧文觉得，两者未必是极端的矛盾：“这个世界很大，如果有某一点打动了你，写出来，没什么好怕的。其次，勇敢点，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乡而自豪。去呈现你的文化，表达你和你所在社群的忧患，让他们发出声音。否则，你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像休·麦克德米德那样执迷于历史，或是像亚历山大·托鲁奇那样按下市场的热键，都没问题。

在苏格兰当代作家之中，经历最相近的英格兰人要数J.K.罗琳。在英格兰出生的她，生活转折点发生在爱丁堡：第一次婚姻失败后贫困潦倒时，坐在爱丁堡的咖啡馆里写下了第一部《哈利·波特》，如今这套书已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图书系列。最近罗琳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于苏格兰极端民族主义的抗拒：她认为这些极端的声音与自己笔下《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食死徒”—黑魔王的支持者与信徒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伦敦的成长让欧文逐渐意识到，所谓“不列颠性”，其实意味着“英格兰性”。而伦敦奥运会是几十年来最能体现“不列颠”包容性的一次事件。欧文认为，伦敦奥运总导演丹尼·鲍伊在两小时里所成功呈现的民主社会价值观，比英国工人党在过去40年里所要展示的还要多。但伦敦奥运会也是带着怀旧情绪的镜面，投射的不光是很多不列颠合众国公民曾经想要的，也是一去不返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