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日本战犯亲历者：8战犯跪地 喊罪该万死(图)

沈关生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 摄/法制晚报记者 郭谦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法制晚报》记者与亲历1956年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今年已86岁高龄的沈关生先生进行了独家对话。记者来到位于西城西郊民巷社区的沈关生家中，以揭秘审判时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日本战犯突然跪地承认自己有罪……”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战犯的审判已时隔近60年，当年参加审判的老同志还在的四人中，也只有沈关生能出门做报告（为西郊民巷口述史做报告），而且对审判记忆犹新。

沈关生，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原局级审判员、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原教授，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他的老师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顾问，他参加过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战犯的审判。

口述历史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

最终审判仅45人

时

澳

沈关生大学时代就听东吴大学法学教授倪徵 讲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大审判。“那些侵华头目报功的资料成为遗留证据。”沈关生告诉法晚记者，历时2年，罪行昭著的甲级战犯终判死刑，而不仅只判流放或无期徒刑。毕业后沈关生又亲历了国内的一场正义大审判。

1945年日本投降后，经苏联军事法庭审判的2000多名战犯予以判刑后，大部分从1949年6月起被分批释放回日本。另有969名罪行严重的罪犯经毛泽东提议，被择日移交中国政府进行改造，按照中国法律处理。1950年7月18日，正式移交。

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最终审判的只有45人。”沈关生回忆说，这45人是从近千名战犯中筛选出罪行特别严重的。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中国在押的45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两次开庭分两批审判了36名日本战犯，其他9名日本战犯在太原开庭审判。

沈关生说，毕业后他从上海法院被调到最高法。而其所在最高法的刑事庭庭长贾潜由毛主席钦点作为此次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庭长。1956年5月，作为贾潜审判班子的一员，沈关生提前到沈阳布置、组织法庭现场等工作。他清楚地记得，1956年6月9日开始了第一审判。

独家对话

被审判人都是731部队的、特务等

法制晚报：第一次审判多少人？

沈关生（以下简称沈）：我们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共审了36人，其他的在太原。36人中有8人属于军事法庭，其余的是文职庭。

法制晚报：军事法庭审判的都是什么人？

沈：有警察、特务及731细菌部队的，是来自关东军、宪兵、伪满洲国的日本战犯，级别都是上将、中将。这些人都曾残忍地杀害过中国人。

“战犯没想到，我们给他们辩护权”

法制晚报：审判流程是怎样的？

沈：当时的审判没有刑法可依，我们根据国际法及相关法律请专家制定了一系列程序，还为战犯请了辩护律师，并且告诉战犯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而且提前5天将起诉书送给战犯及辩护律师。

法制晚报：律师如何辩护？

沈：辩护词主要围绕受上级指令，不得不执行命令指派下属犯下死罪。我们的审判是一次公平的审判，战犯没想到，我们给了他们辩护的权利。除了辩护，战犯中武部六藏因患病卧床，我们允许他的亲人探亲。特别军事法庭还委派审判员杨显之前往被告人住地进行讯问。

战犯跪地 用日语喊自己罪该万死

法制晚报：您还记得第一次审判时的情景吗？

沈关生：记得。审判前，战犯都被剃了光头，每人心里都很恐慌，感觉死刑是逃不过的。

法庭区域外是观众旁听席，有100多个座位。观众一律凭特别军事法庭发的入场券入场，法庭区域的四角由解放军战士站岗。查明各被告人身份后，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然后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当时是一个一个审判，8名军事法庭战犯都当场下跪。审判第一个时，证人在那痛苦地控诉，讲述战犯是如何残忍杀害自己的亲人的，战犯就扑通跪地喊了句日语，经翻译是说自己罪该万死的意思。

刑期从关押时算起

宽大处理又让战犯意外

法制晚报：有战犯不承认指控吗？

沈：没有。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激辩不同，他们几乎都跪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百余名证人证明了他们杀人、烧光、抢劫等罪行。有的表示自己的罪行还不止这些。

法制晚报：最后是如何量刑的？

沈：最后审判在人大决定的指导意见下，这些战犯依据罪行轻重分别被判处12-20年的刑期，从1945年被关押算起。这一宽大的处理，让战犯十分意外，情绪激动。

对于其他在押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宽大处理，从1956年6月至8月分3批全部释放回国。

对已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也都先后分别予以假释、减刑待遇。

1959年新中国建立10周年，又特赦了一批，到1964年4月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每个人50元路费

折射“审判不是加深仇恨”

法制晚报：您对这样的量刑怎么看？

沈：说实话，当时还年轻的我认为他们应该杀，但后来我也明白了这样量刑的意义。

法制晚报：这样的量刑有什么样的意义？

沈：1956年，我记得我们给被释放的战犯做了新衣服，还给每个人50元人民币路费，给他们买了卧铺。

他们去买了花圈，去烈士陵园为我们牺牲的战士献花圈悔罪。

除去买日用品外，还去买《人民画报》，要带回国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政策。

他们表示，回国后要为两国和平友好事业而努力，打算组建一个和平组织。

这就是这场正义又宽大的审判的意义所在，审判不是为了加深仇恨，而是要还原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