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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1937年南京保卫战已经过去77年了。南京城墙是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城墙被日寇突破后,中国守军有没有做到顽强抗争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城破后中国守军拼死进行了巷战呢?有一群抗战史爱好者组成了“南京保卫战战迹寻研团”,其负责人张定胜在明故宫内五龙桥发现了一明代石碑上有清晰弹痕。他认为,南京保卫战中明故宫地区发生过真实的巷战。
在中日双方资料中,均提及南京城破后,明故宫机场附近发生过激战。虽然明故宫机场早已荡然无存,但我在明故宫遗址公园的内五龙桥旁发现了两块明代石碑,其中靠西侧的那块碑正面有较为明显的三处炮弹击打痕迹,这块石碑怎么会留有战火的痕迹呢?
石碑立的位置是午门两门洞之间,按常理讲,炮弹隔着城墙是无法直接命中石碑的,除非炮弹沿S形轨道穿过城门才能打到碑面,这也是难以做到的。这个疑问引导我的思路往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后,日方记载在明故宫地区和守军发生激烈巷战这一方面去考虑。
我静心研究了这块碑,原来它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初九所立,碑文说的是当年明故宫宫城东、南两面的水道淤泥堵塞,水流不畅,为使皇宫大内各水渠通行无阻,官府如何进行疏导和治理的内容。其中最后一句提到非常重要的信息:“碑立宗人府背后,砖砌总沟之前,使日后有君子便于观览……”
“宗人府”是明清管理皇室宗亲的机构,明代南京、北京都有此机构。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一切行政机构与北京一样,所以到明万历时期明故宫年久失修,水路阻塞,官府在疏浚水渠后在“宗人府”衙门背后立了此碑。
碑文将此碑的所立位置、如何立、作用讲得很清楚。碑立在“宗人府”背后,应该是碑面朝北,而现在我们看到碑的背面确实粗糙不堪,也没有碑阴文字,和其他立于地表的古碑背面完全不同,印证了碑文的说法,此碑是背靠墙体而砌的。
那么,南京明代“宗人府”位置在哪里呢?我找寻明代南京宫城图,上面标注“宗人府”就在金水河外五龙桥东南,大概就是现在御道街与标营路交接处。
如果按碑文所讲位置,此碑怎么跑到午门前的内五龙桥去了呢?我又请教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他说:“这块碑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原‘宗人府’位置移入午门内五龙桥保护的!”
那么,此石碑又怎么和南京保卫战的巷战联系到一块呢?这就要从碑上三处炮弹痕迹说起了。
1937年12月12日夜,日军第九师团野战炮兵部队在中山门南侧300米处炸开一个城墙缺口,该师团第七联队于13日早上突破城墙防线进入南京城区,结果遭到守卫明故宫的宪兵10团及守卫城墙的103师残部殊死抵抗。
在没有堵住缺口的情况下,守军边打边向明故宫机场方向撤退,敌军随后紧追。
日军第七联队的作战指令是这样写的:“12月13日下午2时,第二大队右翼第一线,从铜心管桥、外五龙桥、复成桥以北地区向河流一线推进;第一大队为左翼第一线,经过外五龙桥,向河流一线推进;山炮兵第一中队占领飞机场,支援第一线追击”。由此可见,日军对明故宫地区进行了大迂回包抄压缩守军防线。
第九师团第七联队的一名士兵在日记里这样记载他来到外五龙桥看到的情景:“到了下午扫荡入城,桥上仍架着好多拒马,堵住去路。据说桥两边道路上铺满地雷,不少地方有刚刚填埋的痕迹,我们只能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进入飞机场”。
日本《读卖新闻》12月13日的报道说:“大野、片桐、伊佐、富士井各部紧追败敌,沿着中山东路向明故宫方向的敌人心脏部位发起攻击,而在城内明故宫第一线主阵地的敌军,集中火力阻止我军于外五龙桥、飞机场以东,进行了最后的顽强巷战,枪炮声震撼南京城内东部一带”、“上午八时许,中山门外炮兵开始炮击城内援助步兵作战,从中山门南侧城墙缺口入城的部队在各处与华军进行猛烈巷战,至上午十时战况最为激烈”。
这一切都说明,在明故宫外五龙桥这里,12月13日依然在发生激烈巷战,日军的步兵、炮兵同步攻击,中国军人在此做了最后顽强的抗争,使得日军也不得不佩服这种坚韧精神。
王志高指出,这块“宗人府”石碑原来立在外五龙桥旁边,正好处于当时交战双方的猛烈炮火之下,而且碑面可能还朝着北面或东北面,正好是日军攻击方向,而守军巷战时利用石碑进行掩护,日军的炮弹击打在碑石上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再从炮弹爆裂在石碑的痕迹看,估计是日军75毫米口径山炮所致。
我们的寻找为南京保卫战中发生在明故宫外五龙桥的巷战,又添上了一笔史实实物论证,为南京保卫战历史研究做了一点实际工作。这些累累弹痕也证明了中国军人御侮不屈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