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家伊维德：中国戏曲很有现代性

9月9日，北京戏曲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叶 飞 文/摄

这一次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来华，荷兰著名汉学家伊维德的日程表几乎全满。虽年届古稀，伊维德的精力仍然相当充沛。他说，中国文化部“东方学者研究计划”给予的这次机会非常好，能助他实现多个学术夙愿。

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心和北京戏曲评论学会负责行程安排和接待的“东方学者研究计划”之旅已于9月8日正式开启。中秋之夜，伊维德与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谢金英等数位文化界人士开怀交谈，共庆佳节。接下来的两周内，伊维德要访问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等文化、学术机构，与中国同仁开展学术交流;还要赴北京琉璃厂、八大处以及甘肃敦煌、兰州、嘉峪关等地实地查看包括河西宝卷在内的文化艺术遗产。

其人：响当当的中国戏曲专家

在汉学界，伊维德是响当当的人物——有资格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都是声望与实力兼具的汉学家。除了这一头衔，他还是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他出版的著作、译著超过50种，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他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伊维德以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版本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独到见解，且又不限于此。通过与伊维德数天来的接触，记者发现，这是一位精于术又勤于思的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学者，治学时严谨规整，思考时活跃开放，立足于古典文献考据，同时放眼当下社会。

比如，伊维德认为，对传统戏曲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从元刊本、改写本到明传奇中元杂剧故事的版本变化中，看到当时的表演制度、社会功能以及明代宫廷审查等对戏曲文本、戏剧结构的制约。其治学思路令人耳目一新。

伊维德虽然擅长版本研究，却极力主张从社会、民间层面看待戏曲的发展与创新，这与他的社会学背景有莫大关系。现在，伊维德对中国民间故事尤感兴趣。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投入“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等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翻译中，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民间社会、通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文本。

其事：不堪忍受“哑巴中文”自学普通话

学问可以基于文本，交流却必需语言。面对陌生人时，伊维德常会略带腼腆地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然而，当人们将期待降低之后，他却以其丰富的汉语词汇储备和学术含金量震惊四座。

罗马非一日建成，伊维德的成就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实际上，为了学习中文、学说普通话，打好汉学研究的基本功，伊维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绕过不少弯。

伊维德自认为与很多汉学家不同，他的父母与中国毫无渊源，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国，完全是出于兴趣。高中时，伊维德看了两本小说，一本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一本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这两部书将他的目光引向了东方。

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后，伊维德立刻选修了中文。不过，这只是“哑巴中文”，大学毕业时，伊维德“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运气不好，1968年毕业，那时到中国留学基本不可能。”在老师的推荐下，伊维德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现实再次令伊维德吃了“哑巴亏”——他确实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化知识和治学方法，学普通话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期间，伊维德也考虑过到中国台湾“学说话”、在香港待了十个月，但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所讲的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决定继续“保持沉默”。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伊维德已经成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能够同时阅读繁体、简体字书籍，筷子用得很溜。就在这一年，一个将赴中国旅游的荷兰旅行团找到他，请他做导游。“当时坐飞机的时间很长，从阿姆斯特丹途经法国、伊朗、印度，中途停靠很多国家才能到达中国。”那次带团，伊维德一口气跑了5个城市：香港、广州、长沙、西安、北京。

后来，在北京大学访学两年期间，他终于学到了地道的普通话。那段时光令他至今难忘。“哇哦，这儿的老师普通话讲得这么清楚!”说这句话时，伊维德甩出了一个漂亮的儿化音，几乎让人忘记他的高鼻梁和蓝眼睛。

其言：京剧比话剧更具现代性

9月9日下午，在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主办的北京戏曲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讲座上，伊维德与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张永和、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靳飞、监事长徐玉良及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梅兰芳纪念馆馆长秦华生、戏曲理论家周传家等众多戏曲评论界人士展开研讨、谈笑风生。

这本是一场专业性极强的讲座，作为主讲人的伊维德却显示出了超越领域的远见卓识。

在中国传统戏曲作品的交流上，他主张，要看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带来的翻译作品的选择标准差异，因为西方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之际，往往从翻译者的兴趣爱好与作品的可译性入手，而很少从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出发，因此，不能仅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问题，那样势必会造成一定的隔膜，阻碍双方的理解与沟通。

谈到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伊维德指出，中国戏曲很具现代性，比如京剧，实际上比后起的话剧更具有现代性。伊维德说，现今中国人谈到京剧，往往是指梅兰芳出现之后的京剧。此时的京剧以西方话剧为对照，建立起了一整套新的规范系统。之前，京剧一直融合、变化，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到梅兰芳时代跃为国粹，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殿堂艺术，其表演、服装等方面的艺术性得到空前增强，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他认为，现今中国戏曲固然不失传统，但都具备了很强的现代性。

同时，伊维德指出，不容忽视的是，从18世纪上半叶传教士马若瑟把元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到欧洲起，到20世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灰阑记》，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美学体系对西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文化交流发扬下去，为人类的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伊维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