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走出去：要学会“舍得”

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签署了“理解中国”丛书英文版权输出协议。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这套“理解中国”丛书并非介绍中国文化的普及读本，而是旨在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基本内涵，汇集了社会学家李培林的《中国社会巨变和治理》、经济学家蔡昉的《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专著。

“曾有西方学者讲，太极拳、京剧、书法虽然迷人，但并不能吸引大多数西方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今天的中国，中国的电影、音乐、经济发展，简言之，是当代中国文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组”资深专家静瑞彬认为，国际社会更趋向于了解当代中国，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成果应成为对外传播的重点。

静瑞彬说，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意义等问题，受到当今世界的关注。近些年来，为了传播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出版机构在搭建对外传播渠道方面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今后应加强与境外出版机构、传播渠道的合作，拓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渠道，把中国优秀的学术成果有效推广出去。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看来，推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除了传播渠道的拓展，还需要中国的学者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熟悉。“如果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背景、学术传统没有深切的理解，学术对话是很难展开的。即便把我们的学术话语翻译过去，对方也不一定能听懂，还可能加深误解。”孙有中认为，中国学者只有主动了解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创建自己的学术理论时才能容易为对方所接受，才能真正产生世界级的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对此感触颇深：“人们往往是通过已知的东西来理解一个新的、未知的东西。国外有国外的概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我们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胸怀——就是放弃掉一些东西，要‘舍得’，有‘舍’才有‘得’。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让外国的朋友们全面了解我们，有部分的，或者说是一些核心的概念、理论让外国人了解就够了。这就是一个次优的方案，次优的方案也是可取的。”

本报记者 杜羽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0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