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千年要塞的燃情岁月(图)

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 本栏图片摄影：本报记者　吕建荣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刘彻在与匈奴交战的过程中，将其势力范围不断向西部延伸，西汉铁骑所过之后，蜿蜒西行的长城、瞭望敌情的烽燧、扼守交通的要塞逐一而设。坐落在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西端、疏勒河南岸戈壁滩上的玉门关遗址，即是丝绸之路上至今保存最好、类型最完整、规模足够大的关隘遗存，它见证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交通管理制度、烽燧制度与长城防御制度，及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保障。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玉门关遗址和我省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一起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依水而居的要塞

　　7月的戈壁滩，骄阳灼热，酷暑难耐，然而这一切都比不过申遗成功给玉门关带来的热度。

　　2日上午9时，当我们驱车赶到距离敦煌市西北90公里外的玉门关时，关城内外早有不少游人登临怀古，浏览拍照。

　　玉门关，又称小方盘城，西汉时是玉门都尉府所在地，东汉为玉门侯官治所。它既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出发点。

　　如果不是关城前“玉门关遗址”5个字的提示，游人很难把这座兀立在戈壁深处残破的古城与历代诗人笔下威名远震的要塞联系起来。

　　移步入内，看到整个关城建筑平面呈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24.4米，南北宽26.4米，面积633平方米，残高约10米，四周城墙残高9.7米，厚4米，完全由黄土夯筑而成。西、北两面墙各开一门。与我们同行的原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何双全介绍说，北门应该是关城的正门，人员、马匹由此出入。原来的关城城内不仅有数间办公用房，而且东南角的房屋内有二层楼梯，可直达城墙顶部。城顶四周还有宽约1米的走道，方便关城的值守兵丁来回巡视。只是因为年代太久远，这些遗迹已经无处可寻。

　　在关城外的北墙坡下，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车道，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干线公路。2000多年前，中原的瓷器、茶叶和丝绸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各国，西方的香料、瓜果和宗教文化也是通过这条道路涌入内陆中原。

　　关城北面有一处风蚀台地，登临四顾，北面，横亘着马鬃山，往南，阿尔金山与之遥相呼应。自东向西，长城如苍龙般蜿蜒起伏，它的身边，是汩汩流淌的疏勒河。

　　据专家考证，西汉初期，玉门关附近并非像现在这样土地干涸，四处荒漠。那时候的疏勒河要宽阔得多，河水不时从地下涌出，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沼泽密布，芦苇丛生。玉门关就像一个湖心岛，东、南、北三面均是海子，只有西面一条旱路通往戈壁滩。在这里设置关隘，一来可以解决城中驻兵的水源供给问题，二来利用湖泊这个天然屏障，保护关城的安全。

　　作为一个规模宏大、构筑完整的古代防御体系， 玉门关并非一个独立的关口要塞，而是以玉门关遗址为中心呈线性分布，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0.5公里。在这条线性遗址区域内，有小方盘城和大方盘城(河仓城)2座城址、20座烽燧和17段长城边墙遗址。

　　构筑这个庞大的防御体显然不是朝夕之功，而是伴随着汉匈之间的三次战役逐步建立起来的。

　　自汉帝国建立以来，匈奴就一直是汉王朝的敌人。《汉书。晁错传》曾记载，“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与匈奴比邻而居的西汉北方民众深受其害，生活极不安宁。而西汉初期的几位帝王因国力不强，无法抗衡，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怀柔政策，用远嫁公主换取短暂的和平。

　　公元前141年1月8日，汉武帝刘彻登基。这时的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文景之治”，国库充实，人民富足，已远非汉高祖刘邦时代可比，汉匈之间彼强我弱的局面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

　　然而匈奴单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西汉王朝的袭扰仍在继续。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刘彻派大将军卫青领兵从山西云中出发，沿黄河西进，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同时从内地迁徙十万民众来此屯田守边，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威胁。

　　就在这次河南大捷的第二年(公元前126年)，出使西域十三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他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的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任务，却给汉武帝描绘了一个更为美好的愿景——开拓西域，联合乌孙、大宛、安息等国，共同抗击匈奴，全面打通汉王朝通往西方的大门，从此，“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的这番话，暗合了刘彻开疆拓土的雄心。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刘彻又先后发动了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几乎全歼匈奴左右两王所部主力，从此“漠南无王庭”，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到解决。

　　汉武帝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君王，对匈奴的每一次征战只是他征服西方世界的前奏，紧随其后的，则是设亭障，修长城，筑烽燧，将势力范围一步步向西推进。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先在河西设武威、酒泉二郡，扼守阳关、玉门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在张掖、敦煌设郡。“列四郡，据两关”，将整个河西地区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通往西域的入口完全打开了。

　　玉门关出土的汉简。

　　河仓城的故事

　　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

　　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

　　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

　　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这首诗中所提到的虽然是唐代玉门关驻军人数众多的信息，但是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即使是在汉代，玉门关一带驻守边防的士卒也有数千。我们不由地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支撑如此庞大的兵力，军需给养不是一个小数目，它们囤积何处？又如何传递运输？河仓城给我们给出了答案。

　　出小方盘城，汽车向东北方向行驶约12公里，就能望见一座古城遗址静静地伫立在戈壁滩上，何双全介绍说，这就是汉代至魏晋时期玉门关、阳关一带西部边防守军的补给站——河仓城，汉代称其为“昌安仓”， 因靠近疏勒河，又称河仓城。当地百姓为了与小方盘城区别，叫它大方盘城。

　　这座长方形的古遗址整体建筑在高3.8米的风蚀台地之上，内外两重城墙，完全由黄土夯筑而成。东西长132米，南北宽17米，整体高约6.7 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把内城隔为东、中、西三个相连的储仓，每间仓库约有30多米长，仓库的南面留有一门，应该是进出粮食的通道，仓库的南北墙壁上各有一排对称的三角形小孔，用来通风。外围的东、西、北三面加筑有两重围墙。第一重尚存有断墙，四个角还有土墩建筑的痕迹。第二重围墙则只剩北面土墩痕迹，其他三面的建筑包括仓库的屋顶早已荡然无存了。

　　伦敦藏唐《敦煌录》有河仓城储军粮的记载。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曾在此城发掘出石碣一个，上刻“晋泰始十一年”字样，考古人员还挖掘出大麦、糜子、谷子等粮食。

　　这说明，河仓城自汉代到魏晋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驻守玉门关、阳关、长城、烽燧以及西进东归的官兵将士粮食、衣物以及草料供给，全部从此库中领取。

　　古人为什么要把仓库建在河谷地带？

　　何双全解释说，这应该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戈壁滩上风沙太大，仓库如果建在高地上，很容易被大风刮倒。二是为了方便运输。这些物资并非常人所想象的由驼队、马车穿越戈壁沙漠运输至此，而是利用靠近疏勒河的优势，先将粮草从各地征调至酒泉、敦煌后，由负责漕运的军卒从疏勒河上船运而来，囤积于此。然后根据沿线各驻守部队的需要，一一分配后，再船运而去。这样做，既提高了速度，又降低了风险，还节约了成本，可谓是一举三得。

　　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战事频繁，河仓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仅城内有守军，城外的戈壁高地上，专门筑有仓亭燧守护河仓城，一旦外敌来袭，即可点燃烽火。

　　何双全介绍说，汉代的长城每隔5里到10里就有一处烽燧，每个烽燧都驻有一定数量的军卒，他们兼有屯田和戍边双重职责，未经上级批准不能擅离职守。遇到敌情，白天用峰表或烽烟报警，晚上则用炬火或积薪报警。根据入侵敌人数量的多寡，烽烟和炬火的燃放地点有详细的规定，燃放程度也分了若干等级。

　　遗憾的是，河仓城出土的汉简不多，又大都记载的是军中粮草往来调拨的情况。2000多年前，河仓城是否有过金戈铁马、烽烟四起的战争，我们无从考证。只能望着日渐干涸的疏勒河，想象在那遥远的年代，这里河面宽阔、船只往来，一派和平景象。

　　玉门关的三次迁移

　　20世纪以来，玉门关及附近长城烽燧遗址出土了包括2300多枚汉简在内的大量文物。这些文物涉及河西走廊地区各代行政建置，丝绸之路北道，中西方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内容，表明玉门关作为汉代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隘，是西部边防线的重要支点和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各国的重要关联和咽喉要道。

　　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这样评价汉代经营西域对于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性：“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上是在亭障遍地，峰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才畅通无阻的。”

　　玉门关通，则丝绸之路通，玉门关闭，则丝绸之路闭。

　　所以，两汉时期，为保障中西交通通畅，中国对西域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必然途经玉门关。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赵破奴破车师，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三年李广利两次伐大宛，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呼衍王，都是经玉门关出师的。

　　正因为玉门关是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它的存留也与汉帝国的征西战略息息相关。

　　何双全告诉记者，玉门关在西汉王朝西进史上曾有过三次迁移。

　　玉门关建关之初是在小方盘城，这一点从玉门关一带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11枚汉简中就可以确认。这些简文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后到汉昭帝时期，小方盘城中驻扎有玉门都尉府、玉门候官、大煎都候亭、玉门关四个单位，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军事建制。

　　到汉宣帝年间，汉王朝征西的脚步已经逼近了今新疆境内的楼兰古国。随着整个战线往西推进，玉门关搬迁到了距其原址西边约80多公里的疏勒河下游后坑一带。

　　20世纪初，斯坦因曾在后坑一带发掘出250余枚汉简，这批汉简中大部分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简牍，经专家考证，这里是大煎都候驻扎地，而且从简文的记述来看，大煎都候和玉门关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之间应该是对进出关人员审查批准和验证放行的关系。虽然汉简中没有明确指出玉门关的具体位置，但是何双全根据自己对后坑一带尚存烽燧遗址的多次考察，对比史书和汉简中的信息，认为这里就是宣帝时期玉门关的所在地。

　　然而王莽篡权打乱了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步骤。

　　1979年6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县西北95公里，北距疏勒河8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处烽燧遗址，从中挖掘出1217枚汉简，其中有130多枚王莽时期与西域发生战事的上奏文本书简。从简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河西走廊战乱四起，西域已经完全失去控制，整个防线回撤，玉门关也从后坑一带东迁至马圈湾。一直到东汉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域的再次经营，玉门关又迁回了小方盘城。

　　东晋以后，由于内地通往西域交通道路的变迁，关址东移到合河戍(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汉玉门关日渐荒凉，其军事职能也完全丧失，仅作为往来商旅休憩的驿站使用。及至宋代，玉门关完全废除。

　　从西汉设置，到宋代废除， 1140余年漫长的岁月，玉门关见证了绿洲丝绸之路的从无到有，从繁华到衰退，自己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记者 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