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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毕竟要吃饱肚子去工作呀,肚子不搞饱,怎么去工作,所以我第一必须考虑生存问题。”湖北赤壁市一家服装厂每年花费数万元,把产品送到湖北省质监局纤维检验局做检测,检验合格后,咸宁市质监部门却依然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定检,并收取数千元的检测费。为什么要滥收费?咸宁质监局局长张志宏面对采访,甩出了如上那番“生存论”。(8月28日中国广播网)
这种吃不饱有可能是真吃不饱,有可能是太贪婪,但不管怎样,既然是滥用就意味着打破规则,越过界限,这对企业来说当然苦不堪言。而且,更要命的是,企业将失去判断的依据和稳定的安全感,它们会时刻心惊胆战,不知权力什么时候又饿起来。在权力滥用时,企业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生存的状态。
有人会说,质监局局长的话“话糙理不糙”,有时财政拨款有限,部门人员超标,如果不打点擦边球、不滥收费,还真吃不饱。这在基层,有时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因为一些机构成了权力安置其亲近人员的“福利所”,即便人手已经够用,拨款也十分有限,但是人员还是不断超标,这些机构和单位只能通过罚款创收的方式自给自足。这其实反映了另外一种非制度化的生存——基层单位的人治。
无论是哪一种非制度化生存,最终受害的除了具体的企业和单位,还有制度本身,以及整个社会对制度的敬畏与信仰。当遇见事情,人们不再相信制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关。最终,制度沦为纸面的规定,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不稳定中。于是,各种问题和乱象便会层出不穷。
要想解决这种权力滥用的非制度化的状态,必须把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里,然后,企业所面对的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才能迎刃而解。否则,即便把一个抛出生存论的局长骂得要死,这些单位的生存困境还在,罚款创收的思维还在,权力滥用的动力还在,企业被权力上下其手的事实还在。这显然不能彻底改变什么。(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