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就业渠道多元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多年以来，外出务工是陕南三市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一些人在务工的城市留了下来，一些人选择了回乡创业，还有一些人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也有一些人在“留下”与“回去”之间纠结着。本报记者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讲师杨江华博士。

记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外出务工潮”经历了哪些阶段与变化。

杨江华：“外出务工潮”跟我们的改革开放总体趋势相关。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务工潮是在小城镇建设背景下出现的，但当时是在本地的乡镇企业务工，平时兼顾农业生产，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民营经济开始发展壮大，这时外出务工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形成一种潮流。特别是随着2002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化程度提高，东南沿海一带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蓬勃发展背景下，“外出务工潮”的一个直观反映，就是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这个特殊群体目前规模已经超过2亿多人，占总人口的15%。现在农民工群体年龄跨度大，从50后到现在的90后都有，从事行业也非常广泛，相对集中于建筑、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

记者：社会保障、子女就学以及留守的家庭成员，这是外出务工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在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的进程中，你认为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完善？

杨江华：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是青壮年劳力，很多人是一家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因此如何解决好父母的养老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他们进城务工的最重要关切，其实当前的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等问题，就是这一困境的具体写照。能否有效化解，我认为主要看顶层设计，实现因地制宜的政策引导。能否让有条件和能力留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实现城市化，主要是城市规模和社会公共服务压力之间的矛盾。而对于县城或地级市这些距离较近的务工地点，由于经济生活成本适中，很多务工者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所以鼓励就近务工和本地城市化，就会与当前国家倡导的小城镇优先发展的战略相符合。但在具体制度建设和执行层面，能否有效解决“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的民生关切，还取决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实力，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一对父子两代人的务工家庭，对于外出务工的定位与需求，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父亲的外出，只是为了改善家庭的基本生活；儿子的外出，是为了谋得发展的空间，想要留下，想要融入。

杨江华：农民工按照出生和外出务工年代，可以大致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的特征是：在外出前主要是以农业为生，有完整的农业生产技能，大都是在农村有家有业，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而外出务工，这批人集中在50后、60后以及部分70后。家在农村，所以心也就在农村。他们在城里辛苦工作，节衣缩食，为的是能回老家带走更多的钱，改善家里的生活面貌。第二代的特征与第一代有很大不同，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完成义务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后，直接进入城市务工。他们很少有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大多数人在未成家前就已走向城市，虽然他们曾生长在农村，但他们生活工作的起点却在城市，因此留城的意愿更强。

记者：也有一些人在“留下”与“回去”之间纠结着。你怎么看？

杨江华：这的确是外出务工人员日常生活的一个矛盾问题，其实纠结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有无能力，即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具备在城市安家生活的稳定职业与相应的经济收入；二是有无条件，主要指城市是否为外来务工人员开放了安居乐业的机会，比如户籍问题、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除此之外，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问题，也常常成为外来务工人员面对“留下”与“回去”的一个纠结点。我认为，从政策导向来看，无论是从政策准入条件，还是职业培训拓展就业能力，未来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主要工作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

记者：在多年以前的采访中，对于能不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与增收的问题，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曾表示“这还有待于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在今天的陕南三市，这已经有了一些改善。那么，对于他们的家乡来说，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杨江华：坦率讲，从外来务工人员的目的地分布来看，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越好的城市，工作机会越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务工人员也就越多。陕南的一些偏远山区属于贫困连片地区，县域经济本身就不算强，所以这可能还比较困难。但当地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针对本地区的地理位置与经济特色，发展农工或农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道路，已经发展的生态观光农业或农家乐，就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结合产业，帮助当地农民实现就业渠道多元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