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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碑”碑文
碑文拓本
8月13日,欣闻中国报界一代论宗、《大公报》创始人张季鸾先生的灵骨由西安杜曲的樊川少陵塬迁回榆林安葬,使这位谢世后客居他乡七十余年的榆林骄子魂返故土,叶落归根。榆林社会各界人士在东沙生态公园先生新茔前,按照家属要求举行了简洁朴素的公祭仪式。张季鸾灵骨的回迁,勾起了我对民国“三绝碑”的回忆。
“三绝碑”是对清代已故宁阳县知县张楚林墓碑的称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榆林籍知名文士、时任天津《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先生回到榆林,在戴兴寺为父张楚林举行百年诞辰祭祀,同时重整南山父茔,并竖碑于墓前。此碑不同于寻常墓碑,它具有明显的特色,实乃旷世之作。碑文《清故宁阳县知县张君墓表》由近代著名学者、《民报》《大共和报》主编馀杭章炳麟先生撰写;文辞精粹,笔法新奇,语句流畅,工稳贴切;章先生同时还撰写了碑额。书法由杰出书法大师、《草书月刊》主办三原于右任先生秉笔;书体行草,功力深厚,雄浑奇伟,袅娜多姿。刻字由镌刻名坊苏州集宝斋完成;刀工精湛,刻技娴熟,字迹清晰,巧夺天工。文笔、书法、镌刻皆列当时全国之冠,三绝融于一碑,是继三国时期由王朗撰文、梁鹄书写、钟繇刻石,被称作“三绝”的《受禅碑》之后,又一被世人誉之为“三绝”的《张君墓表》。此碑为花岗岩质,竖长方体,高133厘米,宽67厘米,厚10厘米,全碑18行,每行37格,除去空格585字。碑成后蒋介石派专机空运至包头,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派人由黄河水运至府谷,然后由陆路运抵榆林。
《张君墓表》记述了张楚林的家世及本人经历。张楚林,字翘轩,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出生于榆林城内。榆林自古为边关要塞,张君先世均尚武且任军职,祖父锡绂、父亲廷扬,因能尽力做事而受人称赞。张君自幼好学,关心国事,二十岁应童子试,骑射三发中二,因马惊落地臂受伤残,从此一心致力于文事。同治九年庚午陕西乡试考中举人,光绪三年丁丑会试考中进士,以候补知县分配到山东,因不曾主动拜谒上官而一时未被实授。他善于断案,曾被派遣审理疑难案件,在主持审讯中能明断而受知于上官,不久即代理汶上县、平度州事各数月,暂署曲阜县事一年,随后授邹平、宁阳县知县。他为官清廉明决,声闻宣著,却未受到重用,有人劝其屈己志而巴结上官,他竭力拒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腊月终于济南。张君终身文雅朴素,对人厚道,严以律己,不曾苟且受授财物;工文辞书法,却从不自夸,其风操十分高尚。原配同县王夫人早卒。继配华州王夫人,生四子四女。前三子焕章、炳章、灿章皆早卒,第四子炽章即季鸾。长女嫁方家,次女、三女早亡,四女嫁李家。父死时季鸾年仅十三,次年春随母扶柩返回故乡榆林,葬父于城南之南山。
国共内战中,“三绝碑”因兵燹被迁入榆林城内,立于民国榆林县参议院院内。解放后新政权建立,由榆林县政协保存。“文革”期间,张氏后人将其埋于地下。沧海桑田,几经辗转,“三绝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域,再也无人过问,从此不知去向。有幸的是,家父却保藏有此碑早期完整拓本。
家父王晋阶(1907年—1981年),讳国安,以字行,晚年号尧叟、何愚,陕西吴堡人,生于高家山村耕读之家。幼时受父清季案首文生树声公的教诲,聪慧好学,先后毕业于葭县螅蜊峪高等小学、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1926年毕业于中山学院(西北大学曾用名)。早年任教于吴堡县立高等小学;后转入军界,在国军榆林八十六师属部、军粮局榆林兵站支部及属部、榆林二十二军军部等处任军需、库长、科长等;1949年榆林和平解放时随军起义。新中国建立后在榆林任过学校教师、粮库会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遣返回原籍吴堡农村监督劳动,1978年改正。家父擅长诗文、楹联、书法、易学等,为陕北学界名士。榆林城内长春楼(钟楼)所雕刻的楹联、匾额,即为他所编撰,榆林书家李棠、白介澂书写。家父的诗文稿《尧叟诗文集》于“文革”中被毁,临终前于病榻回忆起极少数,其中六首诗被载入《当代中华诗人志》。如《七律·卢沟桥事变感赋》:“卢沟枪炮使人惊,日寇侵华大举兵。野兽凶残开杀戮,黎民涂炭盼和平。偷安退让无如死,抗暴坚持必可生。四亿同胞须奋起,河山还我接天明。”此诗充分表现了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卫国保家的豪情壮志。家父对书法情有独钟,少学柳体,中年转学颜体,每于公务之暇,辄喜临池或读帖以自适。如手抄楷书《弟子规》,功力深厚,端庄雄健;手抄行草书《张继贤、曾桂英供状》,体态自然,遒劲潇洒。他还爱好收集古书及名人墨迹、著名碑帖。《张君墓表》早期拓片就是他在抗战前后收集到的,一向视为爱物珍重保藏,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亲手将其装贴成册。此册《张君墓表》是目前仅能见到的最完整拓本,十分珍贵。
我受父亲的影响,亦颇爱好诗文书法,对于《张君墓表》尤为喜爱,曾先后临写多遍,并根据父亲的指点,辨清了难以识别之字。1966年“文革”爆发,破除“四旧”,我家收藏的古籍、碑帖在浩劫中焚毁殆尽,可是此册《张君墓表》却幸免于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我的亲属薛克谦,时任榆林地委宣传部通讯科科长,他看了我收藏的《张君墓表》,颇感兴趣,反复赏读不已。其后,他于1985年6月初在榆林军分区招待所(张季鸾旧宅)开会期间,发现院内铺地石中有此石碑,当即报告有关部门,将碑石从泥土中挖出,使埋没多年的“三绝碑”重见天日。可惜的是碑的左上角、右下角残缺,损失多字;碑面掉碴、侵蚀严重,很多字漫漶不清;且碑额尚无下落,而我家的碑额拓片也在“文革”中失去,致使完璧残缺,实为一大憾事。
“三绝碑”的再度出世,是榆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198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三绝碑重见天日》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1987年4月13日,《陕西日报》以《三绝碑》为题登载了简介此碑的文章。新闻媒体的宣传,使此碑逐渐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前不久,我将“三绝碑”的完整拓片推荐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将被载入《中国历代经典碑帖·民国·于右任卷》。“三绝碑”对于研究近、现代文化,尤其是张季鸾家世及于右任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我对其中的奥蕴理解还很肤浅,有待于继续探讨、进一步挖掘。最后,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三绝碑”重见天日时所赋咏赞的两首七绝作结。
三绝碑二首
张君墓表称三绝,右任书丹绛撰文。
集宝斋坊承刻石,南山高树楚林坟。
其二
五十年前名远播,刀兵几度竟沉沦。
岁逢乙丑重新现,寰海频传出此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