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故事1  被户口捆绑的身份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该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从此，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那些年，为了追随一个城市户口，许多人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当一种身份、福利和未来被附着在一张纸片上的时候，这其中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差别，从一出生就烙在了不同的个体身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户籍捆绑。此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直接挂钩，由于身份的不同而被设定的不同未来，导致了许多家庭的悲喜命运。

50后：户籍差异人生不同

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付玉玲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年近60的付玉玲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农村，尽管其父亲是印刷厂的职工，属于非农户口，但根据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因而母亲农业户口的性质也决定了付玉玲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

一纸户口，造就了付玉玲的经历与命运。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

中学毕业以后，同学中的“非农业户口”可以拥有招工资格，而付玉玲唯一的选择就是返乡。“人家居民户口就招工，你农村户口就别想”，付玉玲用一口地道的关中口音说。

返乡回家后，付玉玲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正是因为结婚，她错过了一个拥有正式工作的机会。“那时候我妹刚从学校出来，正好赶上接我父亲的班。而我刚结婚，错过机会了。结婚以后就出不来了……”付玉玲如是说。谈话中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远方，与记者少有眼神交汇，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从侧脸看去，她的表情并不多，只有那双文过的眉毛显得异常抢眼，散发着上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气息。

付玉玲在家排行老四，除了妹妹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家里面唯一有正式工作的就是妹妹，当年接上父亲的班在印刷厂工作，一直到退休。付玉玲的丈夫也是农业户口，年轻时曾当过兵，但回来以后并没有被安排工作。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她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

如今付玉玲在西安市的吴家坟公交站牌当志愿者，绿色的志愿者服，红色的帽子，再配上手中红色的小旗，这使得她和她的同事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很高。在这里，付玉玲每月可以领到1000块钱的工资，上班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九时半，下午五时到七时半，每周日可以休一天的假。这份工作她已经干了将近两年，如今马上年满六十，根据规定，她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人家跟我说了，60岁就不让干了，我再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付玉玲说。

同为50后，李玉的人生经历则与付玉玲大为不同。坐拥城镇户口的李玉，17岁便参加了工作，在西安市某电力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直至退休。“我当时初中还没毕业，上了两年零两个月，单位在我上一届的学生中招工，名额没用完，于是就在我们70届中挑选了一些人去补充这个名额，我就很快很顺利地进单位了。”虽然已是花甲之年，李玉看起来却非常显年轻，烫卷的短发让整个人都很精神。61岁的李玉目前退休在家，和爱人帮儿子儿媳照顾6岁的孙子，安然地享受天伦之乐。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经历，只是因为户籍的不同，却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60后：三代人的换户口梦

听闻户籍改革政策要实施的好消息，刘运平很激动，也有些许感慨：“愁了多半辈子的事情，政府终于要给我们解决了。”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该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从此，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辛苦了一辈子，还没能换个城镇户口。”53岁的刘运平无奈地说，一本普通的城镇户口，牵扯着刘运平半辈子的悲喜，也影响着他一家四口的命运。刘运平老家在内蒙古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子里，他的前半辈子都生活在那里，耕种几亩贫瘠的旱地，一年到头都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

刘运平有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运安，很早就在县城工作，生活要比他好得多。“运安有城镇户口，早些年他家就能分到粮食，我们只能自己种着吃。”看到弟弟生活的改变，刘运平心中早早就有了个坚定的信念：要拿到非农户口。但在农村生活了许久的他并没有好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儿子小的时候，我经常教育他，要好好学习，考到城里去，在城里工作并拿到城镇户口，生活就能好得多。”

2010年，刘运平的儿子儿媳怀揣梦想来到西安打工，用自己的积蓄做起了小本生意，渐渐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但他们手中的农业户口仍然给不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2012年，刘运平的小孙子蛋蛋出生，给刘运平家平淡的生活带来莫大的惊喜，但也有不少问题随之而来。“儿子儿媳都没有西安当地的户口，当时办准生证特别麻烦，儿子来回跑了三四个月才办好，而本地户口很快就能办好。”刘运平告诉记者，从儿媳妇怀孕开始，家人就为这个孩子的将来做打算，但农业户口的限制使得这个孩子连在城里出生都困难重重。

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子，2012年底刘运平离开了内蒙古老家，来到西安和儿子儿媳同住。刘运平介绍说，儿子儿媳的店面在沙井村，自己和小孙子住在杨家村的出租房里，两地距离较远。小两口为了省些交通费，平常都住在门店里，周末才回来杨家村一家团聚。刘运平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住的条件不好，但他心里最想要的还是能在西安落户。“儿子一家能定在这里，我就安心了”。虽然现在不再为城镇户专属的那几斤公家粮，但还是希望儿子一家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因为户口得不到解决，家里好多问题都困扰着我们。”刘运平说。去年11月，刘运平因胆结石住进医院，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住院十多天共花去八千多元，这让本就拮据的刘家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没有西安户口，我们没有医保，看病只能自己掏钱。”刘运平叹着气说，“同病房的病人，出院的时候能通过医保报销一大半，我看着特别羡慕。”

一次手术让刘运平的腹部留下一道疤，也给他心里留下一道印。“还是城镇户口好处多，一定要帮孩子们想办法转成非农户，以后就会少很多麻烦。”刘运平告诉记者，前不久儿子申请到了居住证，这是他今年最高兴的事。“有了居住证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廉租房，我们全家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刘运平的脸上充满笑意。他告诉记者，居住证是他们走向城市的第一步，小孙子渐渐长大，不久就要面临上幼儿园、上学的问题，自己慢慢变老，也需要一些社会保障措施的扶助，而一个西安市的户口会让这一切变得顺利。

听闻户籍改革政策要实施的好消息，刘运平很激动，也有些许感慨：“愁了多半辈子的事情政府终于要给我们解决了。”有了好政策，刘运平一家将会享受到一些城镇居民的福利，刘运平期待孙子蛋蛋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一家人都享受医保，就像他说的“很快就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日子越过越好”。

70后：命运被商品粮改写

一个吃商品粮的梦想，将张夏的未来定格在了乡镇。如今他10岁的儿子，又开始了像他一样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不是户口，而是城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刚刚走出十年浩劫梦魇、百废待兴的华夏大地吹来第一缕春风。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通知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1985年7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制度走向健全，公民开始拥有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的合法性。同年9月，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颁布实施。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该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从此，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户籍相联系的一系列户籍权益逐渐调整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户籍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也大大降低。1992年底，国务院宣布自1993年1月1日起在全国放开粮油市场价格，停止粮票流通，户口与粮油挂钩的历史至此宣告终结。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农民也有机会通过高考改变自身的命运。

对于70后来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已经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但两类户口所衍生出的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依然在一些人的身上留下了烙印。

对于户口和身份，生于1976年的张夏，有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那是一个春天的中午，他和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镇上的同学和他的父亲拉着一架子车的粮食从粮站回家。车子上的粮食堆得很高，有当时颇为稀缺的白面和大米，还有各种杂粮。他问父亲：“我们为什么不从粮站买粮吃呢，在地里累死累活干一年，也不过就打那么点粮食。”他父亲告诉他：“那叫商品粮，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有城镇户口的人才可以拿着粮本去粮站买粮，我们是农民要吃粮就只能种地，你要是不想种地，那就好好学，考个身份当干部！”张夏就是从那天开始，认识了户口对于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张夏从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考出农门，换个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

正是因为这个梦想，张夏发奋苦读了三年，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中专。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父亲，他考上了，有工作了，以后就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可以有粮吃了。当时以张夏的成绩，其实完全可以上一所好的高中，读三年考个好大学。但是因为家里条件差，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所以张夏压根就没想过继续再读高中，而是满足于自己终于有了干部身份，有了一个城镇户口。可是让张夏始料未及的是，等到1997年他中专毕业的时候，一纸中专文凭已经完全在这个发展飞快的社会上没有了立足之地，用张夏的话说“几乎和文盲没什么差别”，后来费了好多周折，找了好多关系，终于被安排到老家一所小学工作。

经过工作后的继续进修，张夏拿到了大专文凭，如今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的张夏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掩饰不住的却是酸楚，“当年和我一样学习最好的一批学生，上了中专，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家乡工作，而当时学的一般，考不上中专只能上了高中的这批人，现在大部分都上了大学，有些在省城工作，差的也在市上，比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其实当时如果不是心里揣着一个吃商品粮的梦，也许我可能会选择上大学，或许会比现在有更好的成就。”

一个吃商品粮的梦想，将张夏的未来定格在了乡镇，如今他10岁的儿子，又开始了像他一样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不是户口，而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