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解说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张季鸾其文不传而传，虽故而不故！

　　作为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先生逝世后在异乡休憩多年，终于在8月13日魂归故里，这是乡人之幸，亦是榆林之幸。先生的回归，承载的是厚重的历史印记，点燃的是人们见贤思齐的情结。

　　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回望先生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本报特对《报界宗师张季鸾》解说词进行全文刊登，以飨读者，以励后生。

纪录片拍摄现场

　　【解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迅速将全国各地的革命烽火点燃，一月之内，全国二十二省便有十七省宣布独立。

　　【解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当日，孙中山先生公开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元旦之夜，这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通过电波，从南京的总统府传遍了全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篇彪炳史册的雄文，其实出自时年24岁的张季鸾之手。

　　【解说】

　　这天深夜，张季鸾将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之事向上海《民立报》拍发了一条电报，这条电文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封专电。

　　【解说】

　　年纪如此之轻就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张季鸾是如何做到的呢？事情还需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解说】

　　刘古愚是北宋经学大师张载的近代传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关学大儒。戊戌变法期间，他坐镇西北与康有为遥相呼应，故有“南康北刘”之谓；变法失败后，为给“后起者留下取法之资”，他在昭陵附近的九嵕山下结庐建屋，开办烟霞草堂，含辛茹苦，志在播火。张季鸾，是刘古愚晚年最得意的门生，恩师到兰州就任甘肃省大学堂总教习一职时，他与恩师辞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这成为张季鸾一生的两大憾事之一。

　　【解说】

　　多年以后，同门师兄于右任说，张季鸾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社评文章的警策绵密，最早应得益于古愚先生的教诲。而事实上，恩师正直、狂放的人格以及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是早在少年时代便已镌刻在张季鸾的骨血里。

　　【解说】

　　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奖励自费到国外留学，这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5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8000余名留学生，留日成为当年的热潮。10月底，陕西当局公布了一份官费赴日留学名单，张季鸾的名字赫然在目。三十四人中，他年龄最小，只有17岁。

　　【解说】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时年39岁的孙逸仙博士被推举为党的总理，会上，他将亲手拟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昭告天下，并信心十足地宣布：中国革命的风潮将会“一日千里，出人意表”。

　　【解说】

　　渐渐地，张季鸾发现，这个樱花烂漫的岛国，正在成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在井勿幕的引荐下，黄兴、章太炎、康心孚、陶成章、徐锡麟等一大批革命志士陆续走进张季鸾的视野，课业之余，他与他们频频聚首，侃侃而谈。在东京，张季鸾曾亲耳聆听过孙中山的讲座。

　　【解说】

　　在近六年的日本留学中，张季鸾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变化作了颇为细致的研究，同时还对这个岛国的社会思潮、地理概貌、风土人情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调查，这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奠定了基础。于右任说：“先生后游日本，一时陕西留学中，亦惟先生年最少，而成就亦最可贵。”

　　【解说】

　　同一时期，在陕西籍留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夏声》杂志上，张季鸾频频发表文章，鼓吹教育救国，此时，他广博的学识和恣肆的文笔已在留学生中小有名气。

　　【解说】

　　1907年，张季鸾的同门师兄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等报，废除清帝年号，代以干支，宣传革命，痛陈时弊，销路凌驾于各报之上。时人说：“于右任的一支笔，其对革命之贡献，胜于十万支毛瑟枪。”数年间，张季鸾的文章在于右任主办的报纸上经常发表，张季鸾“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职业报人之路，从此展开。

　　【解说】

　　辛亥革命爆发后，消息传到日本，飘萍学子们额手相庆，纷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临行前，张季鸾对榆林同乡说：“这次起义，必获成功，我决意先行回沪，协助于右任先生，鼓吹革命思想，期早达成目的。”

　　【解说】

　　1911年，23岁的张季鸾应于右任之邀，到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做记者。此时的《民立报》影响很大，毛泽东曾说，他是看了登在《民立报》上的消息，才知道了广州起义和黄花岗烈士的。对于张季鸾这一时期的文字，于右任曾以“英思卓识，天宇开张”八个字予以高度评价。而张季鸾则说，他的新闻学，都是从于右任处学的。这年冬天，孙中山归国抵达上海，他首先访问了《民立报》社，向于右任等报社同仁颁赠旌义状，表彰他们对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就是这一次的际会，张季鸾进入了孙中山的视野。

　　【解说】

　　南京临时政府筹建时，经于右任举荐，张季鸾进入总统府担任秘书，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受到孙中山的激赏，两人的合作，便产生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这一雄文。

　　【解说】

　　1912年4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张季鸾也随之退出政坛，重返报界。他和报界同仁曹成甫一起北上，创办了北京《民立报》，同时还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记者。

　　【解说】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顾南方革命派的反对，坚持留在北京执掌政权，南北关系日趋紧张。

　　【解说】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传来几声枪响，随后，刚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第二天，宋教仁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宋案发生后，举国舆论一片哗然，在北京，张季鸾不顾政府匆忙颁布的“新闻检阅签字令”，在《民立报》上发表檄文，以激越的姿态为宋案慷慨执言，矛头直指袁世凯。

　　【解说】

　　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秘密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获得该合同的文本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披露此事，这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但这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七月，北京《民立报》被查封，张季鸾和曹成甫被捕入狱。

　　【解说】

　　两个多月后，在友人康心孚等人的多方营救下，张季鸾出狱了，曹成甫却不幸病死狱中。此后多年，经济并不宽裕的张季鸾一直勉力照料曹成甫之子曹谷冰，并将他栽培成为《大公报》的名记者。

　　【解说】

　　牢狱之灾并没有让张季鸾从此噤声。191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红报”，自称“臣记者”的大有其人，在上海，张季鸾、康心孚等人创办《民信日报》，每天撰文痛骂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坚持讨袁、反袁。袁世凯去世后，这份报纸自动停刊。

　　【解说】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陆军总长段祺瑞的扶植下就任大总统。从此，一个群龙无首、纷争乱斗的军阀时代降临了。这年8月，张季鸾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被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聘为总编辑。政学会是民国元年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政治派别，一度站在段祺瑞政府的对立面，因此，1918年9月，当北京一家通讯社披露了段祺瑞政府擅举外债的消息后，《中华新报》和其他七家报纸迅速转载了这一消息，张季鸾更以“骇人听闻之一万万大借款，陆买办一手办理，限一星期内签字”为题，对军政当局进行了猛烈抨击。消息一出，舆论为之沸腾。

　　【解说】

　　1918年9月24日，《中华新报》因“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复政府”为由予以查封，总编辑张季鸾再度入狱。当时国会提出抗议，政学会重要人物张耀曾等人四处奔走周旋，半个多月后，张季鸾重获自由，但北京《中华新报》却在这次事故中折戟沉沙，永远不准复刊。文弱书生张季鸾，为国家民族大义与军阀抗争，两度入狱，骨头不可谓不硬。

　　【解说】

　　1919年，政学会再次出面，将张季鸾聘为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这时他遇到了终生至交陈布雷。其时，陈布雷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每日的评论。一度，两人打起了笔墨官司，往复论辩七八次后，张季鸾主动输诚，以一篇短评结束了这场拉锯战。张季鸾的雅度，令陈布雷至为感佩，从此两人订交，互为伯仲。

　　【解说】

　　1924年冬，上海《中华新报》因经营不善停刊，张季鸾再度失业。不久，他的同乡好友胡景翼升任河南省军务督办，遂推荐他到北京任陇海路会办，于是，张季鸾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解说】

　　在铁路会办这个肥得流油的位置上，张季鸾只干了不到一个月便挂冠而去，他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然而，时隔不久，陈布雷却在新军阀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下离开报界，加入国民党，成为蒋介石身边最著名的幕僚。二十多年后，当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一败涂地的时候，陈布雷曾对人感慨说：“我一生的错误就在于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解说】

　　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枪杀于北京天桥，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在同一地点遇害。时人惊悚，称之为“萍水相逢百日间”。在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城，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降临了，中国的新闻事业，难道真的到了万马齐喑的时代？

　　【解说】

　　1926年，从政界抽身出来的张季鸾来到天津，他寓居在一家旅社里，每日访新闻，写评论，卖文为生，洒脱清贫。

　　【解说】

　　1925年1月，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在北京病逝。自1902年创刊以来，这份以敢言著称、红极一时的报纸已经渐渐式微。1926年初夏的一天，在已停刊九个月的大公报报馆门前，张季鸾和胡政之散步路过时，张季鸾忽然灵感触动，他指着大公报的牌子对胡政之说：此报停刊是很可惜的，不如我们把它接手过来，重新办理？胡政之击掌叫好。两人不谋而合，一起去找他们共同的朋友、时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吴鼎昌，吴欣然出手，一次性拿出五万元资金盘活了大公报。

　　【解说】

　　面对白色恐怖，眼见新闻界的同行先后倒在血泊中，为什么张季鸾还要选择做一个报人呢？对此，张季鸾说，近十年来，除革命机关报之非商业性质者外，求如清末报纸之慨然论天下事者，反不多见。浪迹南北，株守徒劳。故于民国十五年天津反动政治最高潮之时，毅然接办大公报，再为铅刀之试，期挽狂澜之倒。所谓言论报国者如何？

　　【解说】

　　复刊这天，张季鸾亲撰社评《本报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八字方针，掷地有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它后来成为《大公报》的社训。《大公报》的复刊，标志着张季鸾开始步入他办报生涯中的鼎盛时期，从此，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之久。

　　【解说】

　　据报社晚辈徐铸成回忆：当时，《大公报》的社评刊在第二版，广告多了，社评就要缩短，季鸾先生动笔前，先去问排字房有多少字的空档，往往，遇有大的事件而字数少的时候，他也能够畅所欲言；事件小而篇幅大，他则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之感。

　　【解说】

　　大公报复刊的1926年，适逢中国政局剧烈变动，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席卷而来，北洋政府气息奄奄、前途未卜。风云莫测之际，面对粉墨登场的权贵与军阀，众多报人选择了审时度势，三缄其口，张季鸾却端起大笔，将笔锋刺向政治舞台中央的风云人物，于是中国新闻史上便有了脍炙人口的“三骂”。

　　【解说】

　　张季鸾一骂吴佩孚。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兵败如山倒，二万余人覆灭，从此一蹶不振。12月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跌霸》社评，大骂吴佩孚“早知其必演跌霸一剧矣。”他说吴佩孚“独霸一时，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文章最后又说：“综论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解说】

　　张季鸾二骂汪精卫。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随即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大肆屠杀，11月4日，张季鸾愤然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对汪精卫忽而“联共”，忽而“分共”、“清共”的反复无常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汪精卫这样的人存在，他骂汪精卫“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若干年后，张季鸾一语成谶，在欲望驱使下走火入魔的汪精卫，最终堕落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解说】

　　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最豪华的美琪饭店，志得意满的蒋介石与宋美玲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同日，蒋介石在报端发表声明：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确信自今结婚后，从此可安心尽革命责任。然而，第二天，一篇大煞风景的文字出现在大公报的社评版，这就是张季鸾三骂蒋介石。

　　【解说】

　　针对蒋氏“革命工作始于美满婚姻”的说法，张季鸾连声质问：那些在国民革命中死伤的北伐官兵们，是否人人都有“美满的婚姻”？如果有，为什么要拆散他们的婚姻，把他们推上战场？如果没有，那是否意味着他们全都虚度了人生？

　　【解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三骂”呢？张季鸾说：“近代中国人民最普通之政治观，为骂政府，若曰人民一切不幸，皆政府之不良致之。苟有良政府，则国家地位，人民境遇，必不如此。”他还说，除骂政府外，应自骂！在拨乱反治重大之时机，他寄望人民努力推倒恶政府，鞭挞督责现存之政府，促成其为人民的良好政府，民主与自由，要须人民奋斗以得之。

　　【解说】

　　人都说桑梓情深，故园难忘，这种朴素的感情，在张季鸾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30年夏，陕西发生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张季鸾在天津发起赈灾募款活动，他积极配合大慈善家朱庆澜的救济活动，在报纸上疾呼“三元钱救一命”，并在大公报上刊载大量陕西灾区报道，募捐者络绎不绝。仅朱庆澜一人，就先后给陕西购运粮食16万石，救济关中一带的灾民100余万人。

　　【解说】

　　这块残破的石碑，被称作“三绝碑”，1934年，适逢张季鸾的父亲百年诞辰、母亲病逝三十周年，回故乡扫墓之前，他请章太炎撰文、于右任手书、苏州集宝斋刻石制作了这块墓碑。

　　【解说】

　　沿榆林古城步行街北行，有一条名叫吕二师巷的小巷，巷子深处便是张季鸾的祖宅。张家世代习武领兵，其父张楚林因武考失利，改学经书，并与1877年考取进士，曾在山东邹平、宁阳等地做过县令，一生刚正清廉。1901年，张楚林病逝于山东济南，这一年，张季鸾还不满13岁。

　　【解说】

　　张季鸾说，他对家庭的观念，一方面可说很重，一方面可说很轻。为什么说很重呢？他说自己是个老孤儿，父母去世早，亲恩难报，加上家运甚坏，人口单薄，自己常觉得孤独的悲哀，多年又不能回家看看，对国家社会一点未尽力，感到公私两负，有背亲恩。为什么说很轻呢？他说自己从没有置产求富的一套观念，父子两代财产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榆林城中的一院旧屋，还是乾嘉时代的祖产。他说，如今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中国不保，哪里说到家庭？大家不得了，一家怎样独乐？

　　【解说】

　　1928年初夏，北伐军逼近天津，张作霖率东北军撤出山海关，行经沈阳皇姑屯时，他被日军暗杀，少帅张学良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北伐遂告成功。这年6月，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民国以来的乱象第一次出现了一线转机。

纪录片剧照

拍摄现场

　　【解说】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需要记录被历史选中的蒋介石。

　　【解说】

　　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张季鸾第一次见到了一年前被他痛骂过的蒋介石，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计前嫌，两人“悦然面晤”，交谈甚欢。

　　【解说】

　　据说，从见面的第一天起，蒋介石便尊称张季鸾为“先生”，此后十余年从未改变；而更令张季鸾心动的，则是蒋公的一番郑重承诺：北伐统一后，他将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达成中山先生之遗志。

　　【解说】

　　见完蒋介石之后，张季鸾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他欢迎南方新生力量一扫北方的阴霾，更期望新政权能尽早将民主共和的承诺付诸实践。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据说，他每日必看大公报，办公室、卧室、餐厅各置一份，以便随时翻阅。

　　【解说】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宣传部决定对报刊进行整肃。大家一致认为，大公报影响力过大，其言论常令政府尴尬畏惧。如何才能让张季鸾免开“不合时宜”之口呢？这天凌晨，一张十五万元的交通银行汇票送进了大公报。拿到汇票，张季鸾微微一笑，把正在加班的同仁们叫进了总编室。

　　【解说】

　　张季鸾虽然拒绝收买，其人却越来越被蒋介石倚重。据说，蒋介石经常通过陈布雷约见张季鸾，并时常致电大公报编辑室，向张季鸾垂询国事。

　　【解说】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同一天，胡适也发来贺词，题为《后生可畏》，贺词说，大公报已经超过《申报》和《新闻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并且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而之所以赢得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解说】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知，沈阳方面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似有异常。19日凌晨，铁路局再接沈阳电话：日军已在柳条湖一带开火。汪松年立即致电大公报编辑部。

　　【解说】

　　获悉“九·一八”事件的消息，张季鸾十分震惊，他立即决定在要闻版里补发这条消息，这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解说】

　　1928年5月3日，日寇侵占济南，阻挡国民军北伐，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5月4日至6日，大公报接连发表社评，警告日本，号召国人“保卫邦家，应付外侮”。

　　【解说】

　　作为国内著名的知日派，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一直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动向，但是，张季鸾始终认为，中日问题非一朝一日所致，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启战端，而应采取隐忍持重的态度，卧薪尝胆，以国内建设的大发展来消弭外患。

　　【解说】

　　1932年1月13日，张季鸾发表《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他说：“此次日祸意义之严重，超过百年来任何外患。此后中国民族为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一大斗争，实五千年来最艰难伟大之事业。兴废存亡，皆决于国民能否以深刻的认识为整个的行动。”1933年1月11日，张季鸾发表《中国岂堪被人零割》社评，反对日寇宰割中国领土，号召国民“自卫其整个的国家”。

　　【解说】

　　尽管与蒋介石的关系日渐亲密，然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张季鸾却始终保持着民间报人的独立立场，大公报尤其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张季鸾他们对中共的同情态度。

　　【解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神圣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无数进步青年如花的面容。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的张季鸾发表《党祸》，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痛惜：“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于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解说】

　　1930年至1931年，当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苏区频频发动围剿之际，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却刊出“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的消息；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赤区土地问题》，肯定苏区的某些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

　　【解说】

　　1935年，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报道了长征后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的红军，这些文章轰动全国，扩大了人们对共产党及红军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解说】

　　1937年2月15日，范长江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动荡中国之西北大局》，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与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口径大相径庭，蒋介石大怒，申斥正在南京的张季鸾，认为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但张季鸾仍然坚持让大公报刊发范长江的通讯。

　　【解说】

　　张季鸾知人善任，延揽了许多青年才俊为大公报写稿，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出任新华社社长，跟他当年曾任《大公报》记者的履历密不可分。建国以后，毛泽东说：“《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毛泽东还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解说】

　　王芸生、徐铸成等人都是张季鸾培养出来的新闻大家，张季鸾作为一代宗师，对后来者影响至为深远。

　　【解说】

　　（傅国涌采访同期声）大公报担当起了一个媒体，很难想象一个媒体能够担当的责任，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媒体的功能，它不光是一个媒体，而且它的影响面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在经济上、文化上，各个层面影响中国。包括它的文学副刊，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非常大，通过大公报走出来的作家、诗人很多，包括剧作家，都是通过这个报纸的载体。从这个报纸它所奠定的这个传统来看，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今天只能是去仰望了，因为，它在很多报人心目中，很多新闻从业者的心目中，它永远是一个高山仰止，是一个可以不断去找到资源的一个地方，一个精神的宝库。

　　【解说】

　　1935年春，日寇对华北步步紧逼，张季鸾提出将大公报南迁至上海，以备非常。胡政之不愿南迁，两人发生分歧。后来胡政之权衡利弊，认为张季鸾的建议有远识，便决定创办上海版大公报。1936年4月1日，上海版大公报正式出版。

　　【解说】

　　1936年，当蒋介石信心十足地准备给聚集在陕北的红军“最后一击”时，上帝之手出现了——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扣押起来，要求他“停止剿共，立即抗日”。

　　【解说】

　　12月14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社评，向南京政府当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12月16日，张季鸾发表《再论西安事变》。南京政府接受了张季鸾的建议，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解说】

　　12月18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上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将印有这封信的大公报翻印四十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新闻报纸的奇迹，展示出舆论宣传的强大威力。张季鸾用手中的笔，影响着中国的政局。1988年，台湾举办的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依然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公开信。

　　【解说】

　　据在《大公报》兼职的陈纪滢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将领说：看了这篇社评，我们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大家都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随后，我们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只见副司令也在读那上边的文章，看完之后，他的神色也变了。

　　【解说】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12月26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欢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说，“精神上更加团结的中国，从今天起，将要进入到一种新阶段。”

　　【解说】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7日，张季鸾从报社回家，向妻子陈孝侠和刚满一月的儿子告别。张季鸾带领两位同仁，冒险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创办汉口版大公报。“在敌机不时威胁下，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9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发表《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他断言：“中国能持久必能胜利。能全国动员，则必能为最大限度之持久。”他的文章刊出后，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解说】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率部重创日寇。4月8日，张季鸾在汉口版大公报发表《台儿庄胜利之后》，他说：“台儿庄之捷，只算是在卫国歼敌的光荣大路上走了一程。”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此文由张季鸾起草。文中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解说】

　　国难当头，一张报纸能否苟安？张季鸾说，《大公报》不能在日寇的包围下窒息而亡。于是，这张承载中华民族独立精神的报纸，开始了流亡之路。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都留下《大公报》流亡的身影，国难的痛苦，这张报纸感同身受。

张季鸾与家人（资料照片）

　　【解说】

　　国事飘摇的1937年夏，张季鸾五十寿辰刚过，他唯一的儿子张士基出生了。张季鸾喜出望外，他对人戏称：多年奋斗，私人成绩仅此块肉略可告慰故人耳。孩子满月时，亲朋好友、国府高官赠送的金银饰物堆成了一座小山。

　　【解说】

　　多年以后，张士基说：父亲给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最难忘的存放之地。

　　【解说】

　　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高负荷的工作与精神压力，长期身患肺病的张季鸾刚过50岁，便已十分羸弱。

　　【解说】

　　1940年1月，张季鸾在大公报上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号召人们抗敌锄奸，在国内外引起极大轰动，对日主和派从此偃旗息鼓，义愤填膺的各地民众纷纷铸造汪精卫夫妇跪像，警示汉奸及其卖国行为。

　　【解说】

　　这是一封张季鸾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时间是1941年7月26日，针对日军占领安南（今越南一带）后国府的对外政策，张季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以一介布衣之身，频繁地参与国家的战时外交和国际宣传，成为蒋介石推崇的智囊人物。

　　【解说】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此前，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得到过这项殊荣。颁奖词中说：“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xiéháng）者。”

　　【解说】

　　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报界为大公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这是大公报，也是张季鸾一生的巅峰。

　　【解说】

　　日寇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妄图在摧毁中国城市的同时，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与抵抗意志。

　　【解说】

　　《我们在割稻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我们在割稻子》，成为张季鸾的人生绝唱。

　　【解说】

　　1941年9月4日，蒋介石赶到中央医院探望弥留之际的张季鸾。据报载，蒋握着张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似有晶润，呐呐数语，情意深重。

　　【解说】

　　1941年9月6日，报界宗师张季鸾在重庆辞世，终年54岁；撒手人寰时，他粗布长衫的口袋里只有十元法币。妻子陈孝侠说，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孤儿寡母的生活，全靠大公报同仁及亲朋照顾。张季鸾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财产，只有他的精神风骨，令人高山仰止。

　　【解说】

　　张季鸾的葬礼备极哀荣，前往吊唁的既有国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国民党大员孔祥熙、宋子文、于右任等人，也有来自中共高层的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

　　【解说】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界首倡公葬于重庆，后张季鸾家属及陕西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遂共议在西安公葬。1942年4月29日，张季鸾魂归故里，灵柩抵达西安，三千余人在西安西郊迎候。9月5日，全国新闻界及陕西各界公祭张季鸾大会在兴善寺举行，蒋介石亲临致祭。9月6日，西安南郊竹林寺举行张季鸾公葬典礼，当日西安下半旗致哀。10万余人公葬了一代宗师张季鸾。

　　【解说】

　　王峻春，是张季鸾资助的30余位学子中的一员，1942年，在张季鸾的灵柩归葬故土的公祭典礼上，他负责唱礼。

　　【解说】

　　王峻春老人目睹张季鸾的照片，禁不住热泪盈眶，在接受完采访的16天之后，老人如同了却了一桩心愿，安详离世。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