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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了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几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项,可现实情况却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教育主管部门频发的“减负令”屡屡成为一纸空文。要减的,不仅是学校里繁重的课业之“负”,还包括人们落后的教育理念这一无形负担。
6月25日,12时30分:“落榜了,离二本分数线差了两分。”
12时40分:“我不想吃饭,只想一个人静静。”
13时05分:“扛着那么大的学习压力和精神压力,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不能得到相应的结果?一张成绩单就将我彻底否定了吗?为什么别人走上了康庄大道,我却‘光荣’落榜?”
14时28分:“我心情很糟,我怕出门,我怕手机铃声响起,我怕别人问我考试成绩,我怕父母面对亲戚朋友时难堪。”
17时45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爸爸妈妈会比我更伤心、更绝望的。这个暑假我该怎么度过?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将会一片灰暗?”
……这是西安市一位李姓同学高考落榜后整整一下午的状态,不吃不喝、不喜不闹,只是饱含泪水,静静呆坐,偶尔发出这么一两句感慨。
这不仅仅是相当数量高考落榜学生所处的状态,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一方面是政府频出的减负令,一方面是应试教育一考定终身的选材机制,在这种天然的矛盾之下,全国各省市陆续出台的各种“减负”政策,始终难以缓解学生负担重、家长压力大的尴尬和难题。
学生负担越减越重
学校、家庭、补习班“三点一线”是西安信德中学赵伟一直保持的生活、学习方式。“我早上六点至六点半之间就要起床、吃早饭,不到七点就匆匆赶去学校,下午放学后要去上补习班,晚上回家还得抓紧时间写作业,几乎每天睡觉都在12点以后了。”赵伟说。
同样,两个月前,为了照看外孙女中考前冲刺,60多岁的王玉梅从山西老家赶到西安。这一趟起早贪黑陪外孙女“赶路”的经历,使她对现在学生的负担有了切身体会。王玉梅说:“最近,我来西安后看到,十几岁的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学到深夜11点,这还了得?因此,我经常责怪女儿、女婿只顾眼前,不顾孩子长远发展。但是,在残酷的入学竞争中,如果孩子今年不能如愿考上理想的学校,那么这些年的付出都将白费。孩子中考前的每个晚上,只要想到这些就睡不踏实。”
目前,小学生面对的压力也不容忽视。6月30日下午,高新三中校门口,正接女儿放学的曹女士肩上背着偌大的书包,她表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为了不落后于别人,孩子的负担越来越大。有时候很心疼孩子,那么小的个子,肩上却要承担十几斤书本的重量。不仅如此,还要去各种辅导班进行课后‘充电’,同时为了使综合素质得到提升,还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自然而然也就负担重、压力大了。但是,现状就是这样,没有压力根本不行。”
虽然,减负政策一直在推行,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相关教育专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分数第一的应试教育制度所导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发展中国家,就业竞争比较激烈,这就体现在分数的竞争、考试成绩的竞争、升学的竞争;第二,中国现阶段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大都过分地看重学历、文凭和考试成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得好,而且还要比别的孩子学得更好,因此在客观上加重了孩子学习的负担;第三,各种教育辅助机构的存在对减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目前,多数人均反映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做作业花费时间过多,但是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老师都关心自己孩子和学生学习成绩。
针对这些现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也指出:“减负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也不是一项简单的政策,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目前,必须将应试教育真正地推进到素质教育上来。”
下了多少道减负令
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教育部门背着沉重的心事:让学生的学习负担减下来,这是教育部门多年来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减负令”到底推行了多少个?
据悉,早于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了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78年,中国开始进入新时期,教育也面临着新的转型。邓小平曾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1988年5月11日,国家教委专门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要严格按照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
1993年3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初中各年级每天家庭作业不超过1.5小时。
1994年6月,国家教委发布相关通知,规定高中各年级每日作业量由各省制定,且“原则上保证小学生每日有9小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睡眠”。同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
伴随着时间的列车驶入21世纪,人们的生活节奏迅速加快,“减负”也越来越被热议,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国家的“减负令”更是一道接一道的下达。
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一年1-3月期间,教育部连发通知或要求,要求加快教材课程改革,切实减轻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并要求小学除数学语文外,不得组织其他课程考试,不得组织小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不得以赛促销,以赛代销。
2004年,教育部提出新形势下的减负措施——“五坚持、五不准”,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严格执行。其中就包括了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等规定。
2009年4月22日,教育部颁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再次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将“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
2011年全国两会,“减负”被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7月,教育部发出暑期“减负令”,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作业,禁止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有偿补课,让学生过一个没有压力的童年。8月22日起,教育部新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在全社会公开征询意见。“十条规定”涵盖了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规范考试、等级评价、一科一辅、严谨违规补课、保持体育锻炼、强化监督十项内容。
针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西安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对于每一项禁令教育主管部门都很看重落实,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课外作业已经大大减少。“但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也承认,”如果不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体制,单单出台减负令没有什么意义,学校不布置作业、不给学生补课,家长会有意见,最终导致学校不让补那就到课外学习班去补,家长要费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钱。
正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所说:“减负”不是少留作业。目前,中国的教育应该深思在学校学什么,如何学,这也是减负需要重点考虑的。不从根源找问题、解决问题,推行再多的减负政策也只是无稽之谈。
应试让减负令落空
据了解,在德国,幼儿园是没有年级的,所有年龄的都混在一起,而且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习英语,但其英语水平并不低于中国孩子。德国小学四年级就毕业,并根据老师推荐升学,学习技工,中专或者上以后能上大学的文理中学,上大学的比例还没中国高。并且,德国的学校都是半日制的,下午没有课,只有课外活动,这将学生不仅仅限制于学习,属于孩子自由活动的时间同样重要。另外德国重视实践课程,抽象的数学学习进度至少比中国晚2年。
同时,德国的教育是一种逐渐加速的做法:幼儿园不学专业知识,而是教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学会与人相处,重要的任务是玩得开心;德国小学也只是学一些相对中国简单的知识,到了中学才开始进入跑步通道,但依然还是慢跑。另外,由于德国没有统一的高考,所以学生压力并不太大。只有到了大学,真正成年了,才开始进入快跑通道。到了这个时候,终于有了竞争,也才显示出每个人之间的差异。
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应试教育与德国的教育严重不同。曾经有这么一句话来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幼儿园学小学知识,小学学中学知识,中学学大学知识,大学学幼儿园知识。
中国的考试不但从幼儿园便开始了,以至于出现“幼升小”考试,而且考试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答题而答题,为了得分而考试。同时,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培养,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将培养目的目标同将来读好的中学、好的大学挂钩了。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指的是为了向“将来目标”冲刺的“起跑线”。而这个理念又最能阐释孩子读书学习的目的——竞争,超过他人,只有超过他人才有出息,才有出路;因而学习的目的又被演变为得高分,应对考试几乎全部的学习都是为了考试而准备的,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只服从于一个目标——考试,别的目的,比如培养素质,学习知识,便不再重要。
尽管中国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但应试教育的影子仍然笼罩着基础教育,中考、高考两大指挥棒依然高悬。教育的目的与功能也就被扭曲为应试教育。
西安市从2013年起在中考时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和卷面考试,第一年为50分,今年已经占到60分,以后还要增加。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分为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六个维度。每个维度的考评结果以ABCD四个等级来划定。西安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考试的指引作用将学生从繁重的学业中解放出来,增加实践内容。
正如石英所说:“如果不打破应试教育机制,减负只能是形式上的一种空谈。目前必须遏制择校热,同时均衡教育资源的分布和基础教育的配置”。因此,要减的,不仅是学校里繁重的课业之“负”,还包括人们落后的教育理念这一无形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