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前夫再离婚”重演“证途”荒诞

今年5月，王女士准备结婚，但发现自己的户口本仍为已婚信息，且她的离婚证已丢失，无法更改户口本上的信息，遂找到顺义区民政局、档案馆及乡政府等地查找当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关材料，但均未找到。无奈之下，她起诉请求通过法院判决解除与张先生的婚姻关系。近日，顺义法院受理了此案。(7月29日《京华时报》)

这样的荒唐又离不开一个“证”字。王女士离婚证丢失固然有保管不善的过失，然而，从民政部门到乡政府，一应的部门找不到当年离婚的材料，不能不说有显性的过错，甚至是机构的失职。当这一切“证据”不存，婚姻状况成了“悬案”，公共服务机构以“爱莫能助”站了干岸，所有的问题都成了“自证清白”的奔波。不否认，这样的个案极为鲜见，但是“人在证途”的种种弊端再一次显露无遗。

证件难办是当下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一是以户籍地为单元的区域割裂，二是以行业管理为构架的部门壁垒，将管理的信息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信息孤岛”，各自划地而治。如个案中的婚姻信息，反映在户籍上，没有来自民政的离婚“作证”，“已婚”便难以更改过来。

同时，证件难办还是政府管控理念的体现，证件具有“准入”的特点，成了为解决一个问题打“补丁”的手段，将公民的正当权益切割得七零八落。更多时候，部门层面的责任推给公民去“自证清白”，而不是部门之间通过信息的有效沟通，去满足审查的需要，很多证件给予公民的并不是服务，而是困扰。如此一来，个人无证或者像个案一样证件遗失不便的风险，被无限放大。“诉前夫再离婚一次”重演“证途”的荒诞，让人的权益与法律地位系于几个“证”，本身就很荒唐。如果要让这样的荒唐不再重演，终究还是要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变审批为服务、控管为引导，改变政出多门的状况，简政瘦身，消除部门壁垒，实行集中服务。在此基础上，打破行业与部门的掣肘，规划和建设以个人户籍、婚姻、生育、社会保障等基本信息为基础，多门类统一的公民信息数据库，串起所有的“信息孤岛”，共建共享，让公民可以一证行天下，充分满足社会流动、个人变动的需要。(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