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低端企业向县乡转移

核心提示：采访中，有专家很无奈地表示：“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这个门槛也包括环境准入标准。一家企业老板告诉记者，由于存在污染，公司总部所在地不允许扩大产能，他们才到这边来，还享受每条生产线每年交定额税100万元的优惠。

对于西安城市不断南延的边际，长安区很是兴奋。亦因此，大部分区域处于南三环之外的长安区，也成为污染企业眼中的“唐僧肉”。

去年10月，王寺街办和细柳营村的一家典型的无手续、无资质的违法土炼钢厂被查处。在生产区，违法炼钢所用的废钢、废铁等原材料堆积如山，地面上数十个浇满钢水的水泥模具，以及正在运行的高温电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浪。显然，这家工厂刚刚就在违法作业，而此时，生产线上却不见一人。检查人员对现场一名约20岁左右的男子进行询问，但是该男子均以“不清楚”、“不知道”予以回答。

据了解，土法炼钢是国家早已经淘汰，并且法律明令禁止的工艺。这种落后的工艺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随意排放的“废水”、“废渣”和“废气”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

污染企业眼中的“唐僧肉”远不止长安区，还有西安周边的高陵县、临潼区、三原县也都纷纷“中招”，成为工业经济发展中的“藏污纳垢”之地。具体而言，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它们大都被高门槛的大城市和大园区“拒之门外”，县乡能承接到的多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业。这些企业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环境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污染企业迁徙路线图：第一个路径是污染西迁。第二个路径是，在同一区域内，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污染。第三个路径是，从城市向农村迁徙。

污染企业正向县乡转移

近日以来的晴好天气，让郭庭平看起来稍显轻松。

“我和我的同事们还要以空气质量指数（AQI）评判这座城市每一天的空气优劣，并在空气‘除患’和治霾中制定政策，发挥中枢指挥作用。”西安市环保局大气污染控制处处长助理郭庭平这样说。

然而，靠天气的眷顾来实现“蓝天”目标实在很为难，就在郭庭平肉眼望不到的地方，还有一些企业正在肆意妄为、污染环境。

距离西安大约40多公里的咸阳市三原县，有两个著名的工业园区。一个是大力推行的食品工业园区，另一个是聚集着钢铁制造、化工、陶瓷等企业的工业园区。

“这种例子我见过太多了，把食品园区和工业园区放在这么近的地方，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西安石油大学教授、中国西部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昭宁很愤慨。

在园区位于冶金大道的十字路口旁，一位在路边卖瓜果的小伙子指着对面一家没挂牌的企业告诉记者：“这家钢铁制品企业（后来得知为三原昌鑫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在2000年初期就从浙江搬过来了，前些年这家企业还是很红火的，但近两年钢铁制品行业不是很景气，最近已停产了。”

顺着冶金大道往西，一路上都是建材和钢铁制品、化工等企业，看上去规模都不太大。唯一规模大些且生产较旺的企业，是陕西景盛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从广东来的三原西源陶瓷有限公司。

高渠乡的河槽村与景盛集团仅一墙之隔，这里村民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的红铁门。一位李姓村民指着村子里几家红铁门上的锈斑对记者说：“你们看，这是景盛集团在生产硫酸钾肥排放烟尘、异味时给腐蚀的，景盛的污染简直是太大了，我们这大门原来是3年刷一次，现在是一年刷一次。”

为此，2013年3月，陕西省政府召开全省大气污染治理专题会议，制定了本届政府五年行动计划，后又出台全国最早的《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地方性法规。西安作为陕西向大气污染宣战的主战场，也将“治污减霾”确定为全市头号民生工程。

国家层面也有动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经贸委曾在2000年联合发出《关于禁止向西部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严禁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借“西部大开发”转移到西部地区。

据了解，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1986年，中国东部和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9%和41%；到1995年，分别占64％和36%。10年间，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却都向西“迁移”。

县乡应对污染企业说“不”：城市产业的每次升级，都伴随着农村工业的立即跃进。如果搬迁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技术升级，那这种做法在减轻城市环境污染的同时，只能造成新的农村污染。

县乡将会受到什么危害

显然，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容不得半点闪失。

当记者问一些企业负责人为何不搬到西安的“金开工业园”（专门为制造业打造的工业园区）发展时。他们面露难色称：因金开工业园对企业要求的门槛高，他们企业不符合要求，只好到离得近的三原县等地发展。

的确，对于占陕西工业总产值30%以上的龙头大户西安市来说，按照“一城一带一区多板块”的产业规划，现有的工业布局明显不合时宜。从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未来城市发展空间出发，西安市三环以内的主城区将作为服务业聚集区，不再安排工业项目，现有生产型工业企业逐步迁往渭北工业区或其他开发区。到2015年，西安主城区内的工业企业将全部退出。

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退城”计划不可以演变成一次污染企业的“农村大围剿”。不仅仅是西安开始转出低端产业，陕西一些地级市也开始将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县区。

专家表示，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县乡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那些工业园区每个县都做得一个样子，没有特色。而且很多还是国家明确禁止再进入的淘汰落后产能。”曾昭宁表示。

长期以来，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为富余，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的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污染问题并不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的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环境质量下降，已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更该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指出，2012年环境舆情事件中，人为因素造成的舆情事件比例攀升，而工业污染为引发环境舆情事件的主因。

西安实施污染企业“退城入区”计划：关中地区所有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企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要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西安、咸阳两市周边不再新建火电、热电厂。

如何制止低端产业下乡

很多环保人士认为，污染迁徙现象日趋严重，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头脑中的GDP崇拜密切相关。“就是这些官员的政绩观作祟，地方考核指标应该有所调整。”

一些官员为了在短时间内出“政绩”，出台许多“优惠”政策，开辟了招商引资的“绿色通道”。而这些“优惠”，有时也会包括环境，从而使“绿色通道”变色为“黑色通道”。

采访中，有专家很无奈地表示：“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这个门槛也包括指环境准入标准。三原县一家企业老板告诉记者，由于存在污染，公司总部所在地的佛山不允许扩大产能，他们才到这边来，并得以享受每条生产线每年交定额税100万元的优惠。

去年，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又没有条件发展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污染少的产品，只有接受被发达地区淘汰的产品、技术工艺和设备。”

不可否认，除了地方官员的GDP冲动之外，造成污染迁徙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区经济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全世界情况来看，国际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粗放型企业和污染企业逐渐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而后者在自身经济获得发展之后，又将这些类型的企业向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地迁徙。

最近，西安市实施污染企业“退城入区”计划，制定了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和大中城市及其近郊的重金属冶炼企业，要通过搬迁、转停产等方式退出，到2015年，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比2007年减少15%。

这些极具可操作性的措施如何落实，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