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宁愿和社会格格不入 也不愿汇入那个洪流

崔永元

保持微微的愤怒

离开央视之后，央视还是以前那个央视，但崔永元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崔永元，至少大多数曾经的观众这么认为。

他会在网上与人对骂、叫板、飚糙话。他更自在、更自由、更自我。

他说，自己宁愿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也不愿汇入那个洪流

离开了央视，崔永元还是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尽管他的抑郁症早已痊愈多年。

从央视离职半年多，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离职前几年，他主持的节目大多在零点前后徘徊，离职后，他像一匹脱缰野马，跃过禁锢的藩篱，观众们习惯了他在屏幕上的幽默风雅，一时难以接受他在藩篱之外的“不羁”形象。

他会在微博上与人对骂，甚至连飙糙话；他自费百万四赴日本、美国调查转基因，拍摄纪录片，被贴上反转基因“斗士”的标签；他的公益基金遭人举报，被列出六大“罪状”；他签下2亿天价代言，表态要全部捐出，仍饱受争议。

无一例外，这都发生在离开央视之后。对于这位新浪微博上拥有570万粉丝的大V来说，他在微博上“过激”的语言，总会引来网友的惊愕、质疑甚至是揶揄，“小崔，今天又忘吃药了吧”。

“我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崔永元开门见山，他说现在过的才是最快乐的日子。比如，守着自己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整理历史资料，把玩老物件，翻阅小人书，欣赏老电影。

“就是得尽快转行”

从正门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一座四层白灰色的楼，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27年前，这座建筑面积为8400多平方米的图书馆竣工时，崔永元刚刚毕业两年。但现在，他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与喧嚣的校园相比，这里鲜有人至，入口还没挂牌子。师生都知道，“崔永元在楼里搞口述历史”，但很少有人能说出这里的全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下午四点，硕导崔永元刚刚上班。他多年养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一点起床，两三点后来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这天，他有些疲惫，因为腿抽筋他比平时少睡了一会儿。他上身穿着一件橘黑横格T恤，一条卡其色裤子，一双布料鞋，胸前挂着手工的眼镜布袋极为显眼，需要看资料时，他就掏出眼镜。

在一楼的口述历史博物馆里，摆放着几张长桌、两架钢琴、数个书柜，还有老式台钟，展柜里放着八百壮士捐的手雷、闻一多旧居的门栓，墙上挂着淞沪会战的画史，甚至在角落里还摆了一套抗战时期的日本军服和装备。“大部分物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门口附近的展柜里，摆着从清朝到解放后各个时代的老课本。崔永元特意把抗战期间数学课本的一道习题摘录出来，挂在墙上：平型关大战中，敌军22000人，被我军消灭6786人，问逃回几人？崔永元指着习题笑着说，“实际才歼灭了一千多人。看到了吧，当年就是这么宣传的。”

崔永元是新闻科班出身，又干了一辈子新闻，对追求真相有着特别的热情。他似乎试图用这种方式让年轻人接近真实的历史。“我会亲自录制解说，灌到手机里，到时参观者走到哪儿，就会有相应的解说。”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介绍起老物件，崔永元就显得不那么疲惫了，话也越来越多。“这是一百多年前的留声机。”他猛摇了几下手柄，老电影中的乐曲声就传出来。“这音质多好啊，是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声音啊，我是很久以前在美国花一万多人民币买的，值了。”他自言自语。

从七岁时，崔永元就开始收藏老物件，“只要是旧的就喜欢”。在这座四层的博物馆里，崔永元一共建立了包括口述历史博物馆、电影博物馆等在内的七个馆室，他将把自己收藏的30万件物品全部展出。与其他博物馆只供参观不同，在崔永元的计划中，学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系统，在博物馆里上自习。“坐着一百多年前的椅子，用着一百多年前的桌子，那看书是什么感觉？”他有些得意。

朋友提醒他，学生缺乏保护意识，频繁使用对老物件会有损坏。“万一没有损坏呢？”崔永元挂着标志性的坏笑反问道，“这不是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自习室。”

当然，对有些文物级的物件，小崔也心里有数。

他从展柜中小心翼翼地抽出著名将领唐生智和张治中的亲笔信原件，“你看人家这毛笔字，怎么写得那么好？”接着又搬出一本1928年法文版的《北京》，比《辞海》稍大，有半尺来厚，全书彩印，介绍了北京的建筑和风土人情，其中的插图、插画制作精美，“这是几年前花三万块钱收来的”。可能觉得还不过瘾，他又抬出一套1883年出版的《圣经》，封面是牛皮材质，“现在还没开馆，可以让你摸一下130多年前的历史。”崔永元紧紧地护着书，皱了一下眉头。

许多老物件陆续被抬了进来，这样的布展还要持续到9月。从怀柔的崔永元电影博物馆到他位于河北的仓库，已记不清这些东西拉了多少趟。

事实上，入驻中国传媒大学已是两年前的事。2012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签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之后不久，媒体传出崔永元将从央视辞职的消息。7个月后，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他证实了欲离开央视赴传媒大学教书的传闻。“还是抱定一个想法，就是得尽快转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在这个行业发展前途不大，我希望五年后评全国十大教授。”当年，崔永元曾这样说。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之后的两年，关于崔永元离职的传闻从未中断，偶尔还会窜上娱乐新闻的显要位置。有记者问起，他也会回一句，“这事没必要没完没了地说。”

实际上，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坚持。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在三年前就交了辞职申请，一直未能遂愿。他选择离开的原因简单，“精神压力大，不太适合做节目。”

在同事们眼中，崔永元人缘不错，没有私人矛盾，与世无争。他经常去台长办公室，但反映的从来都是业务问题。“所以辞职完全是个人选择，没有其他因素。”崔永元说。

但台里对待“个人选择”似乎也有差异，比他晚交辞职申请的李咏却比他提前离职。“这对我是个刺激，他比我影响力大，他能走，为什么我不能呢？”崔永元念叨。2013年9月，他在微博中的一句“麻烦以后不要叫我央视名嘴”再次引起波澜。媒体不会放过任何捕风捉影的机会。在媒体众说纷纭的报道之中，央视总编室“不知情”的回复更让事件扑朔迷离。

“当时主要是在走程序，请辞报告先交所在部门，再逐级上交。媒体问总编室时，或许报告还没交上来，所以他们可能真不知道。”崔永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是年11月，崔永元在参加河南卫视《成语英雄》节目时，称已决定离开央视，将去大学教书。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认已正式离职，赴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时间中，他正实施着一场即将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争论的行动—赴美拍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

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条微博。

当时，他看到一则新闻，有人称“要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都吃转基因”。他对这样的语言模式很反感。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转基因是什么，但他在微博中写道：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他未料到，这将是一场口水“战争”的序幕。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难听的话很快布满了评论，这让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则对方怎么这么快就亮剑呢？”

一向“轴”的崔永元正式跟转因基杠上了。

这几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谈的话题，最终，他决定赴美拍摄纪录片。当他把自费100万人民币拍摄的40小时的素材剪辑为69分钟的纪录片在网上放出后，褒贬声接踵而至，支持者认客观中立理性，反对方称为调查不科学，预设立场。

小崔不干了，“我是学新闻的，什么是预设立场，我拿五万块钱雇人在美国找些反转基因的人随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机取巧，但那不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他反对的不是转基因，而是公众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去美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可以选择一辈子吃或不吃转基因食品，因为所有食品都是明确标注的，而我们就做不到。”崔永元说。

然而，网上的质疑和谩骂声并未停止。遇到讲理的，他会跟对方理论几句，碰上出口成脏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几句粗话。网民对他的应对方式感到错愕，这不再是他们心中那个在央视坏笑着的崔永元。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早在他因为主持《实话实说》走红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执拗的性格基因中，声誉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他这样说。

显然，如果留在央视，他的纪录片是无法播出的，甚至赴美拍摄都难以成行，微博骂战更不会如此激烈。这种束缚对于年过半百的崔永元来说，有些无法忍受。他讨厌繁复的会议，反感台里关于微博的管理规定，“要我们签协议，不让说这不让说那。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掐起来了，我不说怎么办？”他说。所以，离开，或许也是最好的结果。

逃离体制，崔永元能自由很多。他笑言他的快乐生活方式就是“见到浑蛋就想打”。“网上遇到浑蛋，我就跟你练，练到凌晨四点，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这么活着，无所谓，”崔永元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但很快又调拨到幽默模式，“一个人的好坏，谁还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错了。”

“时代分化得很厉害，

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微博，是崔永元与外界相连的最便捷的途径。但他自认为还是与时代脱节了。他的证据是自己连长微博都不会发。为了发篇长文，他连续发出十五条短微博。网站看不下去，派了人当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会发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与海外的朋友联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随时沟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发现了他想要的《日本联队史》，共103卷，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犹豫，按住语音：“买！”

30多万件藏品，也考验着崔永元的记忆，但如此的规模显然已很难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后的展柜里，摆放着抗战时期的日本瓷杯—日军每攻陷中国一座城市，日本国内会为其烧制一款作为纪念。崔永元说，瓷杯已很难收齐，即使要好的朋友开口，他也不会忍痛割爱。助理在旁边搭腔：“钱文忠老师已经拿走好几个了。”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么什么都拿？”“我说那是一对不能拆开，他说既然是一对，那先拿一个就够了。”助理答道。

其实，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乐趣，这也意味着他也终于可以“琢磨”对方一两个老物件了。当然，他最大的快乐还是沉浸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中。

在二楼的电影博物馆里，中央摆放着大型电影放映设备，墙上挂着1923年的电影海报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着周璇用过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时用过的镰刀，阮玲玉去世时守灵照以及被崔永元称为国宝的《武训传》的剧本。

“威震中国电影博物馆是毫无疑问的。”崔永元满脸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颇有意味的内容摘录下来，贴在墙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导演沈浮婉拒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一职给电影局的回信：解放后我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样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脱离了生活，我原以准备下去生活的计划，这样一来，是不是还可以呢。

或许是感同身受，崔永元笑言，他甚至想把这段话拿给曾经的央视领导。除此之外，崔永元摘录的《平原游击队》剧本的审查意见更有代表性：全篇从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对比上看，松井这个人物比较突出，李向阳虽然表现出了机智勇敢，但不如松井老练成熟。这个感觉主要是因为李向阳对敌情估计缺少表现，而表现李向阳机智的地方也是随手拈来，显得过于容易。“这就要打回去重改了。”崔永元笑着说。

在旁边一间馆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电影的道具，《十月围城》里孙中山的帽子，《山楂树之恋》中的钢笔和脸盆，《三枪拍案惊奇》开场出现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间无法展出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机。与之相匹配的是墙上贴着这些电影的海报，最新的《归来》也在其中。

在众多道具中，有一个破旧的铜号，那是冯小刚《集结号》中的标志道具。2003年，冯小刚《手机》上映后，崔永元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曾被媒体热炒，在公众心中，二人一度失和。尽管11年过去了，但崔永元认为这个标志事件令他如梦方醒。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初衷只是文艺批评，并误认为社会依旧有这种氛围，但媒体的反响和周边人的反应让他绝望，“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还是只对我这样，”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实是早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此后长达十年时间，或许算作崔永元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期。现在，他听说为了宣传电影会专门炮制男女主角的绯闻，也只会淡淡一笑，“这要是换以前，我肯定接受不了，心里会想这他妈还是人吗？”

如今，对于网络的喧嚣，他习以为常。但似乎仍然难以与这个时代无缝对接。6月2日晚，他在微博感叹，世界杯都是后半夜踢，简直是为自己举办的。这条微博引来1468条评论，而平时，他的微博评论只有一百多条。“你说这有什么可评论的，就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是越发无聊的掺和的人越多，要说正经的事，反而没人关注。”他有些不平。

崔永元也发现了与时代的某种代沟。他问90后的女儿和80后的助理，会不会去看电影《归来》。两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那你们会看什么？”女儿和助理的答案让他一脸失望：《X战警》和《小时代》。

崔永元马上想到一位韩国导演问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禁区，你会拍什么电影？崔永元想都没想：“粉碎‘四人帮’和‘913’事件。”这位导演说，他们曾想拍光州事件，但解禁之后，拍出来却没有人看了。“这个时代已经分化得很厉害，但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

“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

虽然已离开央视，但崔永元离它的地理距离并不算远。从传媒大学到央视新址不足十公里。但崔永元从未想过回去看看。“我从来没有进过‘大裤衩’，以后也不准备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他原本要参加新台址的消防培训，之后才能拿到出入的证件。可在他刚要去的当口就听到了一个消息，处级以上干部可以不参加培训。小崔的轴脾气忽地冒了上来，“出现紧急情况，处级干部就不会迷路吗？这规定简直莫名其妙，不发证拉倒，我就不去了。”他对这座标新立异的大楼也颇有微词，“一个电视台的建筑和它的精神状态、品质是没有关系的。你用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但不一定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新闻。”

离职之后，崔永元也并不避讳他对央视节目的不满。“我现在看电视比当时做电视还累。”崔永元说，他难忍受的是节目中的一些做法。比如，现场连线，因为延时，相互打呼就用去十几秒时间；再比如，主持人说请看VCR(录像片段的简称)，这种说法最令他反感，“这都可以扇大嘴巴的。”

这反而勾起他对那个黄金年代的怀念，“想想当年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那多有力度。不论话题深浅，至少在引领社会的一个思考方向。现在的追求就是完成任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内在的精神品质和追求不断下降。”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然，环境也在改造着崔永元。1990年代，他是愤青，领导毙他的选题，他会天天去找领导拼命，节目哪怕一个一个字地修改，也要保证播出。这几年，他发现自己也在变化，选题不通过，那就多报几个，节目敏感，就在凌晨播出。“如果还不行的话，那我就真没得可做了，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学会了妥协。”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然而，对于原则问题，他仍然还会拒绝。他主持《谢天谢地你来啦》，剧组想把即兴表演的剧情提前向演员透露，崔永元坚决反对，“即兴就是即兴，否则就是欺骗观众。”

在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谱系里，崔永元毫无疑问位于谱系的塔尖，无论主持什么节目，他都会展现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他的节目鲜有争议，更多的是溢美之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低，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谱系中的地位。

离开央视前，他最后一个节目是《小崔说事》专访作家系列。这是他最喜欢的。但领导很快要求停掉这个节目，原因只有一条，收视率太低。若干年前，崔永元就曾喊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不想给收视率封杀自己的机会，在领导正式把节目拿下之前，他主动把节目停了。

如今，他也在反思，央视总在寻找老少咸宜的节目形式，一个节目就能网罗所有年龄阶段的受众，“世界上都没有这样的节目”。崔永元说。

离开央视，他不再愤青，保持微微的愤怒，学会了妥协，但离开央视后，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协的尺度。而同时，他也延续着做新闻时的理想主义，他情愿去相信自己的博物馆开馆后，所有物品不会被损坏，不会丢失，他愿意畅想，坐在博物馆里上自习的师弟师妹们不经意间发出去的一条微信和微博，会引起其他高校学生的羡慕和嫉妒。他甚至希望博物馆的自习向全体公众开放，哪怕预约的是一名乞丐，他也一样欢迎。

在传媒大学，他开了口述历史的课程，负责讲口述历史概论，一年只授课四次，头一次课就来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换教室，把授课改成了讲座。

这种氛围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还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亿代言费的广告，他试图向公众传递一种理论，慈善不是施舍，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举报，主管部门核查后顺利过关，但他却改变了主意，做公益还招人骂，所以媒体不花大力气“赞美”他，他不会把承诺的2亿代言费捐出来，“扣了税是一亿三千万，我就不捐，我天天花天酒地，每次请二十个保镖，十几辆车跟着，你们管得着吗？”他说，他就想把对慈善的错误观念扭转过来。有人劝他，在中国做慈善就要忍辱负重，他又轴了起来，“那是他还没被辱到一定份儿上。”

在他看来，一些圈内人士一辈子只做两件事，出名和维护名声。但他计划用三年时间把名声抹掉。与学生们一起坐在博物馆里看书，没人过来索要签名，走在校园里，人们最多指指说，那就个是过气的主持人。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突然不解地说，“公知”如今居然成了贬义词，“我倒是很喜欢，我自称‘公知’还怕不谦虚呢，”在他眼里，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成为坏词时，这个社会或许出了问题。所以，他仍然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如果我现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话，就证明我认可这个社会的病，我宁肯顶着这个称号，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