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张謇状元头衔系翁同龢争取 无心仕途办实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中国人世世代代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归依。“状元郎”更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誉，可是“状元们”都是怎样经过重重筛选，最终光宗耀祖的呢？

说“状元”是中国人心目中最为辉煌崇高的荣誉称号，大概一点儿也不过分。不管您从哪儿得了个第一名，国人都会毫不吝啬地给您送上“状元”这个光荣称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其实，真正的“状元”是有严格使用范围的，专指在科举时代的最高级别考试——殿试中夺得榜首位置的牛人。在北宋以后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散发着耀眼光辉和诱人气息的无上美妙头衔可是每三年才颁发一个，而且是整个“天下”只有一个名额！北宋名臣胡旦(也是状元出身)感慨：状元及第的荣耀，哪怕是直捣辽国老巢，全师凯旋，献捷太庙，也不能与之相比！

状元能够获得如此炫目的光彩，与朝廷的重视是分不开的。自从唐代把进士科确定为政府官员的最重要选拔方式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了传统中国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人世世代代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归依。宋、明、清三代，非进士出身者，基本上无法成为宰相，而许多炙手可热的官职，又规定不是进士出身者不许担任。能考上一个进士，已经殊为不易，按照曾经试图考取进士(但是意外落榜了)的梁启超的说法，是“府聚数千童生(没考中秀才的，一百岁的也叫童生)，拔数十人为生员(俗称“秀才”)；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十余人为举人；举国聚六七千举人，拔二三百人为进士……”更何况作为第一名进士的状元了！状元一旦出炉，便立刻进入国家的储才机构——翰林院，被作为未来的宰相加以重点培养，各种别人削尖了脑袋也谋不到的美差也会扑面而来，挡都挡不住。

举世瞩目，朝廷又异常重视的“状元”是怎样选拔出来的呢？

按说，在制度上，对于状元选拔工作的规定可谓严格之极，慎之又慎。清代殿试之后，所有试卷都要弥封糊名，由皇帝亲自指派八名进士出身的朝中一二品大员作为阅卷大臣，披阅试卷。阅卷大臣们挑出的10本最好的卷子，要进呈皇帝本人亲自审阅，确定状元人选，御笔批上“第一甲第一名”(俗称“点状元”)之后，才拆开糊名，填榜公布。这一套严格制度的用意，就是希望保证选拔的公正性，为国家选出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使“大魁天下”的状元名副其实。

在道光年间之前，选拔状元还主要是审读试卷内容，看是否翔实，以此判断作者是否有经邦济世的实际才能。然而，道光年间的大学士曹振镛改变了游戏规则。

事情的根源在于道光皇帝本人。道光皇帝嫌披阅试卷实在太辛苦，曹振镛便想出了一个创意：让道光皇帝只看书法，并且挑剔试卷中的误字、涂改，而对内容忽略不计。从此之后，考生们不再致力于真才实学的打磨，而是专门比试谁在重大考试可以不失误。到了同治、光绪之际，名次的差别往往取决于一笔之肥瘦、一画之短长。

殿试的试卷虽然糊名，但是阅卷大臣们可以通过笔迹辨识作者，于是，每逢殿试之前，考生们便纷纷私下预测哪些大臣可能出任阅卷大臣，事先拉关系、走门路，呈送文字以便辨认。殿试收卷出场后，便将答卷的前四句写出，飞马送到曾经请托的阅卷大臣手中，以便阅卷时寻找卷子，这个叫做“送诗片”。

由于每名阅卷大臣手中都有不少请托的卷子，因此，如何排列名次便又成为一个难题。光绪年间开始，这个难题有了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案：阅卷大臣们按照官职的高低来排列试卷名次。比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的八名阅卷大臣中，官职最高的是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其次是协办大学士麟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排名第三，户部尚书翁同龢排在第四，礼部右侍郎志锐排在第八位。于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张之万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状元，麟书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榜眼，李鸿藻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探花，而一向以善于发现人才著称的翁同龢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传胪……志锐选中的人再强也只能是第八。再往后张之万看上的第二个人会成为第九名，麟书手中的第二张卷子第十，依此类推，就是这样的规矩。

当时翁同龢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学者张謇，而张之万看中湖南名士尹铭绶。翁同龢极力想为张謇争取一个状元，便去找李鸿藻商量，想让李鸿藻让出探花名额，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传胪两个名额来换取张之万手中的状元，但是李鸿藻说：“状元我不争，探花我也不让”。于是翁同龢只得去游说麟书，最后说动了麟书，又加上志锐的支持，才为张謇争到了状元，尹铭绶当了榜眼。不过张謇状元及第后无心仕途，最后回家乡南通开了大生纱厂，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为什么制定的很严格，用意是尽量保证选拔真才的制度，最后会堕落为依照官职高低分赃的游戏呢？

所有的制度在制定的时候，都是有一定意图的，目的是保证某种利益的实现。在殿试中，严格的糊名、阅卷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朝廷的长远利益，比如统治威信的维持、官员质量的保障。但是，制度是要由人来执行的，而人不可能没有私利。在阅卷过程中，阅卷大臣的私利远比朝廷的长远利益更为实际，看得见，摸得着。因此，阅卷大臣们在权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时候，天平无法不倾向个人私利，毕竟，在这种时候，去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不但得罪人，而且连维护的是什么都找不着。

作者：贾晋京 原载《财经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