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陕西论衡中国文化

余秋雨，拥有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等多种头衔。他是“中国十大杰出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影响世界一百年一百位杰出华人”。他真正贴着大地穿行4万公里，走过欧洲96个城市，著作等身。他如同生长在中国千年文化长河沿岸的一棵风景树，审视着、守护着、观望着也被观望，目光敏锐而深邃。他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宏阔的视野，别样的智慧穿越中华文脉，滤过层层杂质，以文人之心审视着中国文化。6月18日，余秋雨来到陕西，纵论中国文脉。观点犀利，语出惊人。

学者余秋雨在演讲 记者 袁景智摄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

“外国对中国文化的盗版，是由我们的盗版开始的，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是和我们自己的不了解有关，我们首先错读了，外国才会错读。”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辞海的解释“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凡是人类留下的痕迹都是文化”，这样的概念包囊一切，太大，不是我们现在非常焦虑的文化。狭窄的，即文化是意识形态、各种习俗、制度、自然科学和一切技术，譬如唱歌、跳舞、戏剧……但这都不是真正探其精髓的定义。我们要找的是牵动着每一个人心头之痛的文化，这种文化，和职业无关。我们不能分析，不能叙述，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文化很难捉摸，其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他首先是精神价值，然后连在一起是生活方式，因此，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陕西文化是这样，西安文化也是这样。

文化也是一种时间的“积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在动态积累的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再形象一点来说，就是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和我们自身的不了解有关，我们首先错读了。曾经有个美国教授开玩笑讲：“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也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看了一些被翻译成英文的电视剧，看了以后感觉很恐怖了，你们全部在搞宫廷谋术，全部在搞君臣和妃子之间的恶性争斗，你们对一切谋略都非常深入，所以中国很恐怖”。现在中国像一个巨人，来到一个陌生的街市，所有的人都想了解这个巨人的脾性，但他们只知道这个巨人来自很远的地方，他走过几千年，这个巨人体量很大，而他们不知道这个巨人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产生了一些恐慌。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播就是准确传达巨人的性格和脾气，而不是误读。外国对中国文化的盗版，是由我们的盗版开始的，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是和我们自己的不了解有关，我们首先错读了，外国才会错读。"

北魏孝文帝的伟大

“汉王朝分开以后，被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我们原来以为这个少数民族应该是北方蛮族，这个北方蛮族叫鲜卑族，他们是马背上来的民族，来了以后做了大量的好事”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没有湮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4200年前，中国有了文字、金属冶炼、集中居住，这标志着中国跨入人类成熟文明的门槛。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是人类智能的轴心时期。各大文明最智慧的人差不多同时产生，孔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他们都在思考，从量变到质变，是全人类的智慧大爆发。不同的是，希腊的智慧主要是研究人和物、人和自然的关系，印度是研究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则是研究人和人的关系。进入秦汉之后，帝国时代的到来对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加持，秦始皇用长城将农耕文化和游牧民族分开，中国文脉得以保护。公元7世纪到9世纪，长安成为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从朝廷关注史转变为全民生态史。而到了元代，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等戏剧家的迅速涌现，填补了中国文化没有戏剧的空白。明清时代，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的出现造成了文化恐怖，使中国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走向衰败。

在中国文脉的延续过程中，有一个人似乎很少被关注，他的名号叫北魏孝文帝。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了很多事情。他给鲜卑族的人讲：“我们虽然征服了汉族，但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汉族的学生，我们要认真学习汉文化”。为了认真学习汉文化，他定出了一系列措施，废除鲜卑话，废除鲜卑服装，把首都从当时的平城搬到了农耕文明的所在地洛阳。最后还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则，让鲜卑族努力和汉族通婚，通血缘。这些不仅保存了汉文化，而且中华文化比原来还要好。究之原因，诸子百家共同的缺点是不知道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别的文明，但是北魏孝文帝却知道。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已融合了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这些信息，北魏孝文帝全部接受了。他是马背上的民族，他克服了诸子百家书生气、眼界小的毛病，让汉族、少数民族和当时最辉煌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聚合。在这个年轻少数民族帝王的手上，中国文化中诸子百家的东西得以保全并发扬光大，与全世界最精粹的文化内容相融合，加上马背上的雄风，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中国文脉的气贯长虹与这个年轻的君王不无关系。

君子、礼仪、中庸——文化最后沉淀的是人

“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们说‘做个君子’”

 

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是“三道”，即君子之道、礼仪之道和中庸之道。“三道”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更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根源。

孔子深谙文化之道，他知道文化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文化不是学历，不是概念，文化也不是文言文，不是古诗，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们说，做个君子。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方法最简单，把君子的对立面找出来，进行简单对比。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人的因子，每个人身上都有，君子的思维每个人身上也有，做君子不做小人，这是永恒的告诫。孔子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普及了这个理念。儒家设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而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中国人你只要说他是君子，哪怕他不识字他也很高兴。君子无上光荣。

君子之道有个麻烦，就是小孩需要培养君子作风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君子不能在他成年以后再培养。四岁的小孩，他还不懂得孝道的重要，但是爸爸妈妈说，你每天要给爷爷请安。久而久之变成了生活的习惯，孩子被引入了礼仪之道。我们中国的很多节庆都与礼仪之道有关，比如春节的时候我们要给谁拜年，清明节做什么，重阳节做什么，都是一系列的礼仪普及。这是一种便于固定、实行、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把“礼仪”当做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

中庸之道的“中”是取中间值，“庸”是指取平常态，或者说寻常态。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靠气侯吃饭，这就意味着一切极端靠不住。农民之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极端。这个思维进入到《周易》，进入到中国传统哲学，被孔子概括为中庸，认为这是最高道。中华文明不灭亡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庸之道，它提供了一种灰色空间，它提供了一种弹性哲学，它没有被极端主义所冲垮，并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阻爆和疗伤作用。

中国文化缺少公共意识、实证意识、有序意识

“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窗外的事，官员不管，知识分子也不管，这个问题谁管？”

 

“公共空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他们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没有为中国文化灌输，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不敢，胆子小，公共空间不去。要运动的时候，一定是运用情绪。其实公共空间才是最大的文化作品，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严重的缺乏实证意识。中国一直没有进入一种科学普及的时代，过去中国朝廷的奏折，多数讲忠和奸，很少有大臣讲国库里面银子有多少，亏空多少，盾有多少，矛有多少，马匹有多少，大家都不在乎数字。这种实证意识的缺乏，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中国人带着很多很多自己的谣言，走向生命的终结，但是走向生命句号的时候，耳朵里边还装了很多别人的谣言。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一个极大的伤害。

中国文化缺少有序意识的现象和逻辑思维比较薄弱有关。社会的一种序列与规矩产生以后，人们总想把它突破。人类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制，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法制意识薄弱。拿武侠小说来说，“好汉”总是挑战法律，“江湖”总要远离法律，“良民”总在拦轿告状，“清官”总在先斩后奏。这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老百姓喜欢江湖和武侠，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江湖为什么开心？因为江湖上没有法律。

西安需要超越地域

“西安需要更开阔，时间上更开阔，空间上更开阔。要有超越地域的大文化”

 

西安是一个现代化和历史文化交合的地方。这些汉唐的古迹，给了现代化腾飞的一种历史尊严。而现在的腾飞，又让地底下的这些灵魂获得了最好的安慰，这是一种互相交融的关系。西安既现代又古典，既有历史尊严，又有现代的向往。这样一个地方，文化上有自身的优势，但需要更开阔，时间上更开阔，空间上更开阔。不能只躺在历史的厚重上，不能只看见周秦汉唐，任何祖先的光荣都要由后代创造给它带来一种新的光辉，而不是把他原封不动放着。我们保存遗迹是对祖先的尊重，但是遗迹边上，还要有真正往前走的创造。要面向未来，要面向当代。从陕西和西安出来的人，不要满口都是讲我们古代怎么样，不要成为阿Q，总是说“我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祖上比我们阔的是伊拉克。空间上也是这样，不要过多强调地方文化，不要眼睛总是盯着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长安，要用更大的视野看西安。什么是大文化，大文化是超越地域的文化。中国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域里，如同孔子不是山东的一样，汉代和唐代是陕西的也不对，是地域。要保护遗迹，但是不要有地方观念，有地方观念就没有大文化了。文化不能局限，一局限就没有大思维，要拓宽实践思路和空间思路。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