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铁穆尔：游牧是一种思想立场和书写态度(图)

文学陇军铁穆尔：游牧是一种思想立场和书写态度

“游牧”，常常让人联想起历史典籍中草原族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尽管曾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下精彩恢宏的一笔，推动了所谓“全球化”的初始发展，“游牧”还像一页纸书，等着最后被现代性过度启蒙的人们轻易翻过。也许，在当下这种被工业和知识双重殖民的社会里，作为生产方式的“游牧”已经被逼上绝路，走向尽头。

正是在这种颇具悲剧色彩的社会氛围中，铁穆尔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牧野之子，却吹响了捍卫“游牧”的号角。不过，今天的尧熬尔（裕固族自称译音），再也不是那个衣褐饮乳，畜马牧羊的纯粹典型的游牧之族了，毋宁说，她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象征。

那么，被誉为“中国西部新乡村主义”写作者之代表人物的铁穆尔捍卫“游牧”的意义又何在呢？

人们定居耕作于既定的社会文化中，常常缺乏最具社会价值的智慧——自知之明，正如拥有“世界母亲”美誉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精辟指出的，“如果鱼成为人类学家，它发现的最后一样东西肯定是水”，因此描摹和谈论自知之明的学术和文学作品都极为罕见。铁穆尔的新著《北方女王》（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出版）特别值得一读，其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自知之明和文化反思的散文集。

铁穆尔注定不是主流叙事的附庸者，由于他那边缘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处境，他讲出了另一则“人类的故事”，在《山那边有个地方叫友爱》，他呐喊出了故事的主旨：“友爱、友爱，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对于着魔于竞争的人们，友爱就是一剂清醒剂，抑或说，没有友爱的竞争是没有人性的竞争。

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探究上，最怵目惊心的事实就是人类只顾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动物的冷漠和滥杀已经习以为常。在游牧社会中，人与动物有着特殊的关系几成定论，但铁穆尔在《乌拉金的笔记》中却不无真诚地写道：“我又想起了我的座骑——早已死去的青马库克。这些天，我总是在半夜里醒来难以入眠，总是歉疚地想起死去已十多年的青马库克。最后一面是那个黄昏，它疲惫不堪地站在我们家乌拉金的门口，它早已习惯了人的冷漠。唉，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抚摸着它的长鬃和脸颊说些感谢的话呢？我还记得有几次，因为青马库克在行走的路上突然受惊，差点把我摔下来，我恼怒地狠狠拽着扯手，那一下青马库克的嘴会被铁嚼子勒得多痛呵，那一下我听到铁嚼子撞击它的牙齿的嚓嚓声。我记得青马库克猛地甩着头，在它那愤怒地圆睁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因痛苦而表示反抗和谴责的光芒。如今，面对着冥冥中青马库克的眼睛，我满心愧疚。”

铁穆尔正是这样更多地采用一种“底层叙事”的书写态度，这样不仅避免了知行不能合一的身心分裂，而且由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苦难有着深度移情的聆听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他的写作充满了批判性社会研究的洞见。同时，他还用朴实的几乎是白描的手法记录许多普通人对历史现实、世道人心的真实看法。无论是生态保护的时髦话题，还是历史悲剧的深沉思考，铁穆尔都没有犯下“谴责受害者”的伦理错误，也没有做出仅仅是和受害者站在一起的浅薄姿态。他曾敏锐地写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稍不留神就会犯错误的时代”，也曾冷静地观察出，“人们也许对中东的局势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了如指掌，但对一衣带水的同胞或毗邻的族群除了鄙视和冷漠之外一无所知”。

通读《北方女王》，可以清晰地倾听到铁穆尔，这位“以文学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游牧民族的历史和心灵的世界”的学者型作家的心声：“游牧”，就是从不拘泥于特定的立场和观点、利益和诉求，而是尽量用多元而切实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思考人生，不仅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且能像圣哲孔丘教导的那样——“一日三省吾身”，追求文化自觉的精神质地和和而不同的社会格局。阅读他的作品，不仅可以得到一个思想盛筵的款款邀请，而且可以享受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

铁穆尔用他二十余年的辛勤的田野调查和不懈的文学创作，为当代“小民族”文化史书写了一个“锲而不舍”的故事。今天，他的三本著作（另外两本是历史史话《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和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正在跨越族群文化的疆界，走进兄弟族众的视野和阅读中，使更多的人在观念和行为上触动和受益，达到文化交流互惠互利的目的。2008年他的《星光下的乌拉金》一书荣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高奖——骏马奖，正是铁穆尔作品“文化互惠”价值受到积极肯定的明证。

铁穆尔：尧熬尔人，出生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蒙古学会会员。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和非虚构作品《星光下的乌拉金》《北方女王》《苍天的耳语》和历史专著《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曾获甘肃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铜奔马”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奖项，2008年，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