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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王聃
欣赏本报今日“湖湘地理”周刊的一句表述,“没有人强挽时间,于是只能以物的形式留住美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可能真的走得太快,以至于悄然间遗失了一些关键性的东西。我们热衷于围观珠算和泡菜在申遗上的“同场竞技”,于电脑上为端午节被他国抢先一步的申遗“怒其不争”,但在日常生活着的这片土地上,一定不是每个人都熟悉如下的数字,目前湖南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29162个,另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99项,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6人。同样,亦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湖南的非遗?
“湖湘地理”周刊奉献了一组值得借鉴的观点。譬如,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大教授高丙中称,保护“非遗”,就是要让它服务现代生活,让社会共享,脱离百姓生活,仅藏在博物馆里的“非遗”意义不大。再譬如,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朱建纲以传统医药为例,认为传统医药核心技艺应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传承,使其有可持续传承的动力。“越是活态传承,越有生命力。我们做非遗保护,不能局限在博物馆里,只有依托市场,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的活力”—表达虽然不免各异,但指向殊途同归:比及单一的陈列,非遗保护更需要良性的进化。
进化,在生物学中指种群里的遗传性状在世代之间的变化,良性,则指进化的某种向好趋势。保护非遗,让其处于良性的进化状态中,亦就意味着要最大程度地传承直至光大非遗的历史气息与人文蕴涵。“保护非遗,就是保护一个国家的文化族谱”—这是观察者常常提及的一句话。但显然的是,文化的遗产只有重新回归生活,才能重新找寻回其价值。因为只有“活”着,才能最大程度地被保护,从而发展。这事实上亦契合着非遗申报的初心:因为无论是哪个级别的非遗认定,它都不是为刻板的保护,而是让古老的人类多元文化自然而然留存于现代生活。
顺由此意义来讨论,“非遗保护需要良性的进化”是常识重提,亦是看得见的某种警喻。必须承认,公众正身处一个狂奔与过于浮躁的年代,所以,对于文化多元性的保护,我们格外需要那种虔诚和投入的态度。具体到非遗保护的事项上,诚如观察者所一再强调的,它至少要达到两重看得见的平衡与效应。申报应该与保护相平衡,不为申报而申报,而是致力于保护那些正在流失的有意义的文化符号;对非遗的开发乃至产业化,同样应与保留其特异性所并存。有非遗专家就曾多次指出,因为申遗后往往会“疯狂上马”,他对某些饮食项目的“申遗”持保留意见。
文化的抒情后,请让我们对当下的非遗保护多坚持一些保留的意见。或许只有如此,管理者才能找寻到“良性进化”的全面路径。如何来对古老的非遗进行现代性的继扬?回归生活、适度借用市场的力量当然不可或缺,但这依旧不是进化的全部。总有些非遗不具市场化的条件,甚至天生就是小众化的,那么如何对它进行到位的保护?同样,城镇化在日新月异,某些原本只适宜生存在农耕环境的非遗项目,又该去哪里找寻到专属于自己的田园与牧歌?一样的道理,抢救少数只靠口口相传的非遗项目亦刻不容缓。良性的进化,它从来都等同于全面与精细的考量。
在今天,我们可以于网上无障碍地淘宝,但多数人注定无法参与一场“赶边边场”;在今天,我们可以不再依赖于纸张和毛笔,但蔡伦古法造纸技艺仍旧会激荡起你的感怀,它们正是非遗存在的意义。时代在一路向前,博物馆里的非遗保护更不可持续。非遗提供的是一个过去的样本,要让其良性进化,不可或缺的无疑是现代的智慧。政府的重视尚需升级,法规的引导与制约尚需齐备。“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必须善待的好东西”。如何进化,如何来良性地保护,这样的非遗话题理当有着清晰的回答。让我们继续找寻非遗保护的“良性进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