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自称贪心:影视是开场锣鼓 文学才是正剧开场

不久前，作家张翎出现在浙江人文大讲堂的讲台上，红色外衣，黑色项链，黑红搭配的耳环。她的新作《阵痛》，封面也是红白黑三色，风格依旧。

很多人认识张翎，是通过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但她说自己也是个“贪心”的人，“影视是我的开场锣鼓，文学才是正剧开场。”

久居加拿大的张翎，从环境上来讲，跟母语中文已有一些隔阂，讲座的时候常会不经意地冒出几个英文单词，但母语的驾驭能力娴熟。当天的讲座上，她也像国外作家一样，给听众朗读自己的新作《阵痛》中的一段。

“在国外，作家在图书馆朗读新作是非常普遍的，我自己就花过16美元买入场卷去听过。我希望这种方式在中国能慢慢推广开来。”张翎说，她是那种对画面很敏感的作家，听众静静地听，她饱含感情地朗读，在他们眼前描绘出女人在灾难中隐忍生活的画面。

女性和疼痛这两个元素，经常出现在张翎的小说里，为什么她会关注这类话题？张翎说这跟她的职业经历、以及对故土的记忆有关。

17年听力康复师经历

看到内心的创伤

“关于女性的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关于疼痛的话题也是，而把这两个话题结合起来，也许能碰撞出一些新意。”张翎说。

当问到为什么会关注灾难疼痛、心理创伤这一类的话题时，张翎说这和她曾经的职业是密不可分的。张翎在美国获取过听力康复专业的硕士学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听力诊所里当过17年的听力康复师，这段经历对她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遇到了一些从一战二战、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战场下来的退役军人，甚至有更年轻的阿富汗维和部队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病人，是从战乱灾荒地区涌到北美的难民。这些人在战乱灾荒中失去了听力，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也有了很大改变。他们的人生经验，是我们这些在相对太平的年月里出生成长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张翎说。

张翎在现场和听众们分享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关于从朝鲜战场退役的军人的，在战俘营里度过的岁月，使得这名军人在四十年之后依旧心理失常；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名在一战战场上受伤而几乎全身瘫痪的老兵。这位被战争剥夺了一切的老人，却依旧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这些经历使得张翎对灾难疼痛有了新的理解。而这些新的理解，又渐渐地渗透到她的小说中去。

感觉痛的时候

我就知道灵感来了

张翎虽然写了多年的小说，但真正开始为人所知，却是在她的小说《余震》被冯小刚导演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之后。

《余震》的灵感，来自一次偶遇。

“2006年7月29日，北京下着特别大的雨，飞往多伦多的飞机延误了9个多小时。我打算去买本书来消磨时光。大家都知道，机场书店卖的，通常是些成功学、名人传记的书，可是那天所有这些书都不见了，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张翎回忆道。

“这时我才想起，前一天正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我买了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开始消磨时间。看着看着，我感觉到了疼。每当我感觉到疼的时候，通常就是灵感来临的时候。”

1976年地震发生时，张翎还在温州一个小厂里当工人，虽然她也为唐山感到疼痛，但那并不是切肤的疼痛。时隔三十年，书里的那些故事却使她感觉，自己突然近距离地站在了灾难的面前。

“我开始拼命地查询各种的资料，但是我找不到一张带有死伤者脸部表情的照片。若干年后，我在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发现了另一个遗址，因为有火山灰的覆盖，整个城市保存得很好。我看见了一个被石灰包裹着的孕妇，她的手死死护住自己的肚子，那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张翎说。

在案头查询过程里，张翎找到了许多让她感动乃至流泪的故事，尤其是关于地震孤儿的故事。地震过后，似乎一切都过去了，媒体描述中的地震孤儿们的生活似乎步入了完全正常的轨道。可是张翎总觉得还有一些东西被人们善良的愿望过滤了。她想写一群“无泪的孩子”。

“《唐山大地震》的电影里，徐帆饰演的母亲是主角，但小说里的第一主角是女儿。这场地震，让这个叫王小灯的孩子看到了很多东西：她以为那个会为她赴汤蹈火的父亲，灾难来临时没有在她身边；那个爱她胜过爱弟弟的母亲，却选择救弟弟；而当妈妈说要救弟弟的时候，弟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在那一刻她七年之间搭建起来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于是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张翎说。

“我们这个民族是相信凤凰涅磐的，可是像这样的疼痛真的可以完全治愈吗？”张翎坦言她并不知道答案。“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结尾，所以给自己弄了一个止痛药，让小灯回到久别的唐山。她的母亲在阳台上弄花草，根本不知道街上走的那个女人是她幸存下来的女儿。她问了一句‘闺女，你找谁？’故事定格在这里。”

“电影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母亲李元妮。灾难来临的时候，死是最容易的事情，上帝不会把最容易的事情交给母亲。她得活下来，活下来的同时，她必须背负起灾难中死去的人丢给她的各样负担。这些能量积攒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出口：对女儿来说，这场灾难毁坏的是对世界的信任；而对母亲来说，毁坏的是对现世今生生活品质的期待。

新作《阵痛》：

疼痛和苦难的道路上鲜花盛开

张翎的新作《阵痛》里，也有几个生活在乱世的女人，她们也是隐忍和力量的化身，只是与《余震》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关于三代女人在乱世里生养孩子的故事。

第一代女人上官吟春，抗战时生下孩子，取名叫小逃——逃命的“逃”；小逃长大成人后，生孩子时正好赶上文革，孩子取名“武生”——武斗中出生；再过二十年，武生长大，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时受到刺激，在路上生下孩子，取名“路得”。

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张翎母亲的家族。

“我外婆生育过11个孩子，其中10个长大成人。她生儿育女的过程里，遭遇了乱世、无数次的搬迁。每当我想起外婆，总会出现这么一个画面：一个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在废墟上爬行，背上背着一个孩子，身后还跟着一群孩子。”

张翎回忆道，“我外婆生养的六个女儿，都秉承了她的生性。我姨妈就是在文革动乱中生下孩子，当时她去不了医院，也没有接生婆肯到家里来接生。她只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年迈的母亲和一个小妹妹。家里只有一口大铁锅，烧上水，把剪刀纱布线团丢进去消毒，就这么生下了我表弟。”

“姨妈的故事给了我最初的灵感。在我所有关于江南故土的小说里面，这些灵感就像野草，在泥土薄弱之处就会钻出头来。《阵痛》里边描述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都发生在我姨妈们的身上，但我截取了她们的精神气血。所以，这些女主人公是完全真实的，也是完全虚构的，她们代表了我对女性的综合看法。”张翎说。

谈到灾难来临时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处事方法时，张翎认为男人是钢铁制成的，他们绕不过生活的沟坎，总想站起来，大声呐喊；而女人可以蹲下，坐下，甚至趴下，变成一股水穿越过最狭小的缝隙。

“在我写这些女人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时代。时代的痛，女人是感受得到的，女人不过是命运手里拽着的线，我不能只写线而不写这只手。灾难来临的时候，男人是缺席的，因为他们没有活过那个乱世；而女人活下来了，必须在男人缺席的状态下生养儿女，但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希望。”张翎说。

“我的责任编辑之一，作家出版社的金牌编辑王淑丽，把《阵痛》的主旨概括为一句话：‘三代女子，一个传奇；《阵痛》中孕育生命，苦难中开满鲜花。’我想让大家看到苦难也看到鲜花，鲜花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