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冲突的社会内涵与文化意蕴

知识就是我们借以飞上天堂的羽翼 朱天明作

一

读着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我便进入了西京城郊一个既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村庄——文庙村。这个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形态，与我记忆里昔日的关中乡村发生了必然联系，使我不禁沉浸在文庙村的种种人情纠葛之中，为这个或那个原住民或外来户的男人和女人着起急来。这种自然发生的几乎是无意识的情感陷入，是一种阅读享受，尤其难遇，无疑是《西京故事》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予我的。

《西京故事》里的文庙村是一个小村庄构成的小社会，它是大社会大世界的缩影，更是与正在行进着的当代生活发生同步声响的艺术世界。文庙村呈现出的令人屡屡感到心理纠结以至悲怆的生活世相，正是作者陈彦对生活的客观再现和对生活本真的还原，正因此也产生出更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足以见出作者非凡的从生活到艺术创造的深厚功力。

文庙村是一个特异的乡村，四面八方的外来男女农民聚集于此寻求生路。原住民和外来打工的乡民聚居，由这些人物的诸种社会和家族关系，进而延伸向西京城城市和乡村的各个层面。在这方典型环境里，作者陈彦集中叙述了两组人物的生存形态，一是外来户罗天福一家，一是原住民西门锁一家。他们的生存理念及梦想在其各自追寻的步履里，欢欣或痛楚，得意或失意，都活脱脱显现出一个个鲜活而又迥然各异的个性形象，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际让我情感纠结，以致发生少有的陷入性阅读，且缓说其典型性。

二

《西京故事》中的文庙村，具有强烈和浓郁的文化象征韵味。与这个村子的历史渊源以及这个以文化立庙的专注于文化象征的名字有关，而更深彻关联的是，小说人物精神心灵世界里浓厚得难以淡释的文化底蕴，这些人物中首先得数罗天福。

罗天福是从山区来到文庙村打工的一个农民，在山区老家的村子里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当过本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精神和灵魂里的文化底蕴，注定着他的行为方式，无论在纷繁的谋生市场，还是在家庭频发的诸多事变中，罗天福都在坚持着一种道德操守。举一个小说情节。房东儿子金锁纠缠罗天福的女儿罗甲秀，被罗天福的儿子罗甲成撞见，后者愤怒打伤金锁，致其轻伤住院。此处作者的叙事焦点集中到罗家父子之间。父亲罗天福不仅真诚道歉，而且主动接受医疗费用等赔偿，不惜拿出靠打饼积攒的不足万元钱来还不够，还打算卖掉祖传的珍稀古树，由此而引发与拒不认错更不想赔偿的儿子罗甲成的父子冲突；罗甲成摔门而去，意在对抗以至发泄对父亲“软弱”的不满。罗天福遭遇的不仅是儿子甲成造成的血汗钱的损失，更在于难以估量的心理伤害，这种伤害由心理外溢到生理病变，潜在于肢体的老病根突然暴发而致其病倒。这是罗天福的身体与心灵的完全融通，是在他处世做人的道德被损害时，才会有这种本能性的强烈反应。

后来甲成根深蒂固的心理欠缺继续发酵，直至做出非同寻常的几近身败名裂的错事，致使罗天福陷入失望到崩溃的境地。我看到这个处处待人接物都恪守着宽容心态的农民罗天福爆发了，直接诱因是对儿子甲成的彻底失望，深层的乃至致命的情由，当是他坚守的道德底线被儿子甲成踢踏无着了。罗天福一生坚守着一个信念：以诚实的劳动安身立命。无论吃什么饭，做多大的事，都得是自己凭双手刨来的，挣来的，而不是从别人碗里抢来的，空中挖抓来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来的。但罗甲成已经模糊了这些基本概念……这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彻底不能驾驭自己亲生儿子的根本所在。“作者陈彦对此情此境里的罗天福的心里情态的叙述，何妨看成是罗天福坚守的生活信念崩溃时的心灵独白。

我在感知罗天福精神信念的坚守所遭遇的几近破灭的痛苦时，也感知到作为这个民族传统精神和传统美德所面对的危机。罗天福的痛苦，当属今日商品社会诸种世相冲击传统道德底线必然发生的事，逃躲不了的事。不是罗天福这个作为艺术形象独自发生的事，而是无数民族精神坚守者都会遭遇的痛苦事。他对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痛苦坚守，有别于知识阶层从理论意义上的探索乃至疾呼，更见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在社会底层的蕴藏和面临的危机。罗天福的生存空间里，显示着人文人性人情的审美剖析与审视，是一种贴近的现实感与崇高的审美感的汇聚与融合。由此可见作者陈彦对当代生活的倾心关注和敏锐发现，也见出独有的深刻思考和难得的生命体验。

三

《西京故事》里的诸多人物与情节，多为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态，几乎没有涉及重大的事变和剧烈动荡的事件，但是人物性格的巨大变异以及人物精神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多面性，时时让我感到心灵撞击的震动。

首当数得罗甲成。罗甲成的生活位置，牵涉到家庭和社会的多个层面。他是从山区刚刚进入西京城里一所名牌大学的新生，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生位置，致使他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大约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变异。他既脱离不开维系他生存的打工族这个弱势群体聚集的一方最不堪的角落，又要时时处处面对身边各种优裕者不无得意的面孔，巨大反差形成一种无法摆脱的又令他忌恨的压迫。置身于这种反差极为悬殊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位置里的罗甲成，形成自信和自卑胶结着的心理，一时获得得意，一时又陷入痛苦。在进入文庙村的第一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因为父亲“租住的这个地方，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不时地与父亲罗天福发生或大或小的冲撞和抵牾，根源无非是父亲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难得张扬起自信，也失掉自尊，陷入自卑；在与同舍三位或为官二代或为富商二代的同学相处不久，舍友言语行为里的炫耀，使在心底里产生一种本能性的排斥和反感，陷入与电脑为友的自我封闭状态；他对姐姐甲秀在校园里捡废品卖钱的自助行为不能容忍，劝阻无效后又采取粗暴的手段予以制止；更具心理挫伤的事，是他暗恋着的同学童薇薇和他的社会地位的天壤似的差别，对童的初恋的情感的挫伤成为无法化解的压迫和痛苦；基于如此多重因素，在学生会选举中所发生的身败名裂的非常事件就是合理的了。之所以说合理，还是源于那个自信自尊和自卑的心里纠结，是为了挣脱这种纠结而失去理性的举措，也是自信自尊到自我膨胀的荒谬的选择。我在读到罗甲成陷入人生毁溃的境地时，油然而生扼腕慨叹，竟有相惜之情发生，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过，穿着一身粗布衣裤背馍进城念书时的心态，是时时处处都感觉到的自卑。我能感知罗甲成的自信与自卑纠结的心理，这个人物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而是一个时期处于社会底层人群的普遍心理形态的涵盖，在庞大的弱势群体尚不能短时期内改变生存状况时势里，罗甲成的这种焦灼的心态就不会缺失呼应者，一个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就会久远。

四

作者何以能写出罗家父子这样两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形象，我以为作者准确地也专注地把握着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罗天福，这个进入城市边沿依赖打烧饼谋生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之所以能对我发生震撼性的阅读效应，就在于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性，这使他区别于现实生活中南方或者北方的农民，也区别于既有的中国和译界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罗天福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本质精髓，便是仁和义，便是对善的坚守和对恶的拒绝。我从罗天福的身上，感知到我们民族传统的优质文化在民间的深厚蕴藏，且相信这不是“最后一个渔佬儿”，那些和他一样从事各种职业打工谋生或继续在乡村依赖土地春播秋收的农民群体中，不乏与罗天福一样恪守着传统文化且融入血脉的默默无闻的人。

在罗家父子时断时续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中，透过表层的具体事由，我看到的仍然是精神追求和精神信奉的难以调和的冲突，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冲突。儿子甲成既缺失传统文化的修养，似乎现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也很淡薄。他和父亲罗天福的冲突，就是截然相异的两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冲突。作者陈彦以解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这把钥匙，打开的是深入人物灵魂的各个隐秘的角落。再看颇具神秘色彩的另一个人物东方雨老人，更见得传统文化所结构的心理极为传神的形象，他与罗天福素昧平生，只是在文庙村不期而遇，即进入相识且相通又相知的状态，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信奉所形成的无隔和融合。尽管他们在文庙村的生活位置颇多差别，个性里的情趣和行为也各具一格，却丝毫也不影响由精神心理的相通形成的相互的敬重。及至罗天福把处于精神崩溃状态的儿子甲成送进东方雨老人的神秘的院子，罗甲成才终于找到了精神和灵魂的栖息之地，即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未来的罗甲成如何完成自我的精神剥离以及重新建构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完全可以期待。这里我想引述东方雨对罗天福的一段评说文字：“罗天福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化，是与这个时代的价值倒错一道与日俱增的。罗天福是一个小人物，但他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些民族脊梁之一。他以诚实劳动，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作，坚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我对他挫折频出的梦想充满期待，那两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如若不被城市急功近利的超级利己主义臭气所熏染，而以父亲的人格理想做依托，一点点去丰满自己的羽毛，我就觉得罗天福的西京梦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