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居民全年出境近亿人次 海外安全待法制护航

　　原标题：内地居民全年出境近亿人次 海外安全待法制护航

　　昨天，《法制日报》“突发事件@第一播报”栏目，报道了一名中国工程师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遭武装分子枪杀的消息。近期，中国人在海外遇险事件多发，引起社会关注和忧虑。今天，“突发事件@深度解读”栏目继续关注这一新闻，为你深度解读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保护问题。

　　中国驻利比亚使馆5月21日证实，一名中国工程师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遭武装分子枪杀。这则消息一经发出，就被百余家网络媒体转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遇袭事件频频发生，面临的危险也呈多样化态势。除了因治安状况引发的受侵害事件外，海外中国人也面临当地政局不稳、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各种安全风险。今年5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访问期间，多次强调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他说这是民生问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护公民在境外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民生工程，包括在利比亚、越南的撤侨行动，就是一个巨大的民生工程。无论是规模还是力度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许利平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国人为何在海外频频“受伤”

　　5月20日，巴基斯坦警方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该国西北部遭绑架。塔利班组织声明对此事负责，并要求用此人换回被政府关押的同伴;

　　5月19日，中国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缅甸子公司网站消息称，在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工作的两名中国员工18日遭绑架，绑匪威胁杀死两名矿工。18日晚两名人质被释放;

　　5月14日，越南发生针对外国企业和人员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中冶集团承建的台塑河静钢厂工地受到严重冲击，中冶集团3565名员工生命安全受到严重伤害和威胁。在这次事件中共130人伤亡，其中重伤23人、死亡4人;

　　5月6日凌晨2时45分，5名据称来自菲律宾的武装分子持M-16突击步枪潜入马来西亚沙巴拿笃的一处水产养殖场，掳走一名来自中国贵州的经理杨载林，并将人质挟持逃亡菲律宾;

　　4月2日22时30分，7名武装分子乘船闯入马来西亚沙巴仙本那岸外的新佳马达水上度假村，掳走29岁的中国上海女游客高华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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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仅是今年四五月份关于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安全事件的不完全统计。随着一起又一起事件的发生，公众不禁产生疑惑：国人为何在海外频频“受伤”?

　　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辛崇阳看来，恐怖主义的问题、危害社会安定的打砸抢等刑事犯罪，已成为在境外的中国人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恐怖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人海外安全问题还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遭遇绑架不一定是恐怖主义，还有为钱财的勒索，甚至涉及到我国海外项目在高危地区的经营，与当地部族、政治力量、环境的利益纠纷等。总之，威胁是多方面的。”

　　“在一些地区，不仅国际恐怖主义比较活跃，各类的武装团伙、跨国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都是非常活跃的，形成一个交叉的威胁。”傅小强补充道，“海外人员、企业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安全问题，还涉及到中国的发展安全。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发展当中去。”

　　此外，在外交学院教授夏莉萍看来，一些中国公民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是导致国人在海外频频“受伤”的重要原因。许多中国游客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海外安全保护亟待法制护航

　　据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介绍，2013年内地居民全年出境人数已达9818.7万人次，已经连续4年以年均1000万以上的数量增长。除临时出境人员外，还有大批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如留学生、中资企业驻外人员、驻外记者、劳务人员等。在出境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保卫国人的海外安全?

　　“恐怖袭击虽然很难预防，但很多安全问题是有办法加以防范的，比如与当地居民搞好关系，就是一个好办法。”曾因工作原因多次前往国外的物流公司员工陆林告诉记者，“我们在纳米比亚的时候，会帮助一些贫困家庭修修房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我们与当地居民相处得很融洽。”

　　对于陆林的看法，许利平给予了赞同。他告诉记者：“走出去的中国人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多绑架案、人质事件跟个人对当地情况不熟悉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使领馆等相关机构要有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向中国公民及时宣布和公布所在国的潜在危险。我觉得这是政府的责任。”许利平说。

　　从国家层面来说，许利平认为，我国应继续加强领事保护，包括加强驻外使领馆对公民的保护力度，加强人手和手段的建设。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形成一整套海外公民保护的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一旦出事，应急机制将根据事态的性质和规模，分级启动，使馆不同部门承担不同责任，分别与当地的外交、军方、警方等各部门进行联系。

　　在辛崇阳看来，就我国而言，解决国人境外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手段首先是预防。与预防并列的另一个问题是事后救济，即在出现安全问题时的应对措施。

　　辛崇阳建议，根据我国宪法、法律和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将有关预防和事后救济的问题以单行法的方式立法，以法律方式完善制度、建立机构、确保财政拨款等。这也许是使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的一个切入点。

　　“海外公民的保护工作以后可能会走向常态化，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海外公民保护的立法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许利平说，“比如说在上海姑娘马来西亚被绑架的事件中，涉及到赎金问题，赎金金额可能很高，她本人以及她的家庭可能承担不了，那么这个钱由谁来出，是国家出还是通过社会救助来分担，这是需要通过规范来明确的。保护海外国人安全的工作量将越来越大，里面涉及到资金问题、运作问题，一定要把它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

　　对此，傅小强也认为：“相关法治建设可以使得从救援到善后的整个程序有法可依。不过，法律的保护是软性的保护，从根源上来讲，保证国人的海外安全还是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海外保护的专业实力，这才是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记者赵丽 实习生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