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与《归来》比较有很多遗憾之处

27年前，张艺谋凭借《红高粱》一举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原著者莫言也因此声名远播海外。27年后，张艺谋拍摄了自己的第20部电影《归来》，莫言也已经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日前，两位大师级人物在百老汇电影中心进行了一场题为“回归创作，大师归来”的对谈，借《归来》之机交流创作心得，也一起回顾了《红高粱》那个的激情迸发的岁月。对于什么是大师，莫言的解释是，大师不是同行、朋友之间互相吹捧出来的，而是时间决定的，文学大师是由读者来决定的，电影大师是由观众来决定的。

坚持珍贵的初心并不容易

电影《归来》被视为张艺谋回归创作初心的作品。他直言自己的初心应该是拍《红高粱》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我叫它人文时期，从创作者到观众到全国人民，都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和情怀，那个时期很可爱。”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莫言觉得“既温馨又感慨”。“温馨的是，我们年轻时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事，感慨的是，时光难以挽留，我们现在野心还很大，但很难再有那时蓬勃的才华和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精力。”

“如果把《红高粱》和《归来》比较看，会感觉《红高粱》有很多遗憾之处，但里面洋溢着青春的朝气、火一样奔放的精神，这些在《归来》里找不到了。《归来》是深水静流，表面上没有波澜。《红高粱》要站着看，跳着脚来看；《归来》要稳着看，安安静静地用心来看。”

“随着导演艺术创作功力越来越深厚，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厚，创作也越来越成熟了，但我还是怀念《红高粱》那样一种不成熟的东西，因为没有《红高粱》，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更没有我们今天的作品。”总结自己的创作，莫言认为他和张艺谋一样，也经历了由外向内、由张扬到内敛、由对社会的批判到内心的反省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重要标志，当然那样一种飞扬跋扈的东西就再难见到了。”

要坚持创作初心，对艺术家来说并不容易。在这一点上，张艺谋尤其羡慕作家。“作家是个体创作，受外界影响较少。电影受商业大潮的影响较多，我们也想像作家一样保持作品的纯粹和个性，但很难，导演的职业就是这样，什么类型都要拍，有点像东北乱炖，什么东西都有。”莫言对这种“乱炖”显然不认同：“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长项，比如我对农村熟悉，让我写上海我就写不了，严歌苓写上海就如鱼得水。导演也是一样，要拍自己最擅长的题材，不可能什么都拍。”但他还是不忘夸张艺谋：“张导是有特殊才华的人，拍《英雄》那些商业片也非常好看。”

初遇莫言战战兢兢

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再到《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张艺谋的很多经典影片都改编自文学作品。

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值得改编？张艺谋认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被打动。“我看《红高粱》，觉得人的性格和作品的视觉感都特别浓烈，红色的运用后来成了我的标志，其实小说里无数次写到那种画面，给我很深的视觉印象。当时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想拍处女作，正处在一种张扬、想表达自己的阶段，小说里那样一种人的活法很吸引我。”

从文学改编成电影，少不了要参考原著作者的意见。在这一点上，张艺谋认为和莫言的合作开了个好头，“他给了我最大的权利，就是随便改。当时我还是个新人，他已经是先锋派作家了，我战战兢兢地和他谈了很多次，他一直说随便拍随便改。”听到这里，莫言在一旁插话说：“我主要是怕麻烦。”

玩笑过后，莫言认真地表示，作家对改编应该报以宽容的态度，让导演发挥他的积极性。“小说改编电影，是一种缺失的艺术。电影有时间限制，不可能超过三个小时，能够使用的素材有限，呈现的人物也有限，作家可以无限地写，怎么样把小说里的精华部分提取出来要考验导演选择的眼光。”

作家跟着沾光没有亏吃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瑞典一家电影院放映了《红高粱》，当时莫言曾对观众说：“如果你们感到这部电影很好，那是因为我的小说写得好；如果你们认为这部电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张艺谋拍得不好。”提到这段调侃，莫言觉得身为作家很幸运，“电影拍不好，被骂的肯定不是小说家；但电影拍得好，大家会说这是谁谁谁的原著。总之，作家跟着沾光，没有亏吃。”

“有一年，我和张艺谋、大江健三郎对话。我说作家写了一半觉得不好，可以当废纸扔了，张艺谋说导演就不行，拍了一半突然觉得没有意思，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只好装腔作势，仿佛在创作一部惊天力作一样把它拍完。所以，不要太挑剔导演。”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与莫言合作了《幸福时光》，莫言还给张艺谋写过一个《白棉花》，张艺谋说，“我没有改。我自己还是很希望和他合作，他写的东西是我很心仪的类型，扎根土地的那种浓郁的民族情感我很喜欢，以后肯定有机会合作。”

本报记者 李俐

补白

张艺谋眼中的80年代

“青春嘛，当然，大伙儿都老了，你再看当年，我有一些纪录片，当年我也抬着轿子(拍《红高粱》时)跟大家一块唱歌，在那马路上哗哗地癫叫。我觉得当时最可贵的是激情，那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我觉得非常可爱，大家真的是为艺术，那时候大家拍电影就一个考虑，就是说这个电影能不能通过，大家只有一个考虑，这个考虑解决了或者能通过了，全谈的是艺术，而且最可爱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也关心艺术，所以可爱的80年代，那时候是百废待兴，是一个民族的特别的阶段，大家充满了求知欲，充满了对那个外部世界的渴望，对文化、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反思，都是全民性的。现在哪有这样的气氛。所以我自己觉得那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当然我们用不着说世风日下，说今天怎么着，这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当我们的社会安定以后，经济发达之后，发展之后，它必然会进入一个以娱乐为主的时代。”

《归来》评论

《归来》的

老谋与深算

《归来》片名让我首先想到了列宾的那幅经典油画《意外归来》，流放者在经历重重苦难后突然回到家中，画面定格在家里人错愕的表情与他尴尬孤单的身影之上。人生的苦楚、亲人的分离、时代的浑噩、生存的艰辛都被浓缩在这个瞬间之中。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归来》的关注起源于对张艺谋的关注。在《归来》的拍摄期间，张艺谋曾深陷“超生”负面新闻的纠缠，人们也才发现这个被舆论封为“国师”的大导在生活中遭遇的矛盾与尴尬，竟然比普通百姓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于是开始同情他。而更多的同情，则来源于他与之前“长期不规范的合作模式”分道扬镳后，人们开始了解到张艺谋在一种为人掣肘的环境之下进行电影创作的纠葛与妥协，这部分对冲了人们对那些年张艺谋电影的指责谩骂。大家发现，比起个人生活上的尴尬，作为国内最知名导演，张艺谋却在创作观念上得不到合理的尊重，这其实更为让人叹息。签约乐视影业推出《归来》，与片名一样，他的重新开始也被无形中赋予了“归来”的含义，归来意味着与过去的告别。

《归来》与张艺谋此前的一些影片有着某些承袭的逻辑，比如与《活着》相似的时代背景，与《山楂树之恋》相似的怀旧影调以及巩俐、陈道明这两位老搭档。张艺谋在转投新东家之初就从这部题材略显沉重的文艺片入手，不仅是在对自己的艺术追求表态，也是对新东家的一种试探—一个商业极为成功的新兴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度量与能力容纳一部不那么商业的个人创作追求。

《归来》的题材决定着它在拍摄和宣发上都有着先天的困难，导演对这部影片的处理进行了巧妙的截取与留白。《归来》截取了严歌苓原著小说《陆犯焉识》中陆焉识回家的情节，而原著中分量很重的部分，如陆焉识在大西北囚禁劳教时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之间的相互倾轧等，都成为《归来》“计白当黑”被隐入煌煌大背景中。这样的舍弃在许多“原著党”中非议四起，但适当的信息残缺无疑更能勾起观众更多的好奇心：陆焉识为什么才华横溢却落得如此下场？陆焉识为什么与冯婉喻相隔二十多年不得而见？女儿丹丹为何视亲生父亲如敌人？当许多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满脑子问号时，也许这部电影的空白，正如片中被剪掉的老照片一样，开启了他们对历史探寻的兴趣。

好的电影不应该是教科书，也没有必要承担教化作用，它就应当是讲故事，并通过故事启发人们去想一些什么。不必将《归来》看做是张艺谋揭开历史伤疤的一种主观谋划，但对于张艺谋来说，他也必然会将自己对于历史的价值态度、情感关照注入其中。陆焉识的遭遇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劫难。当满载历史创伤的陆焉识推开房门回到业已平静祥和的家中，冯婉喻无法接受他。冯婉喻的失忆讽喻着我们对历史的失忆，陆焉识归来的艰难也正是一段历史归来的艰难。

你看《归来》，情节与人物也许不打动你，那是因为陆焉识与冯婉喻毕竟与你无关。但也许你的家里，就坐着一位陆焉识，一位冯婉喻，他们或是你的父亲、母亲，或是祖父祖母甚至曾祖父母，他们曾经的不幸或许超过你的想象，却从未言说，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如《归来》传奇，但足够使你落泪，从一个家庭的历史去触摸一个时代的历史，历史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太久不曾相见，我们与那段伤痛史之间横亘了一层隐形的墙壁，《归来》的贡献就是在这墙上磕出了一块裂缝，我希望它能够大一些，更大一些，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历史的尘埃，而不是用一簇好看的花环来装点，把它重新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