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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新作《归来》正在热映,影片原作《陆犯焉识》作者严歌苓近日携手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陆犯焉识》之时,北京晨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这一版《陆犯焉识》的封面,已经采用了陈道明和巩俐相视而望的电影剧照。
从《陆犯焉识》
到《归来》
每当一部具有影响力的小说,被改编为一部具有影响力的电影时,原著小说与电影的差异,总是在讨论的焦点范畴中。尽管,这样的讨论,总是在大家对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共识中。但这样的讨论却又总是不可避免。
本周,这一对比,又有了新的话题:严歌苓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与张艺谋据此改编的电影《归来》。尽管人们在看影片之前,已经被告知:影片只是根据小说最后的一部分来改编的。不过,严歌苓对于这样的改编切入点,她的感受是什么?对于陈道明与巩俐的表演,与她最初创作小说时,心目中的祖父母形象有什么异同?严歌苓自己写这部被称为她转型之作、并且在她的创作序列里无疑是一部“大型作品”的小说,尤其是影片中没有被改编的部分时,她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又是什么触动了她写作影片中关键的“失忆”这一情节?
严歌苓
给电影打99分
对于影片的改编,作品已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严歌苓说道,电影的容量里能表现多少的小说?现在的这个切入点来改编,可以虚写,用失忆来写这两个人的感情,或者残酷的大背景造成两个人蹉跎的情感,错位的相爱。但是如果要按照原著铺开来展现,那个选择就更加难了,那个就要实写了。她能够想象张艺谋导演的困难在哪里。她还认为,对于这样的主题:一对男女,要经过巨大的浩劫,要经过战争,要经过所有的,发现彼此相爱,用最后的一段比前面所有的节选,都要表现得更加巧妙,更加极致一些,“变成了一个寓言”。
不过,严歌苓也说道,小说原著,主要想表现的还是自由,从不同侧面去表现自由。有陆焉识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同样的,冯婉喻一辈子也缺少自由,却在失忆中,不要束缚,不再做过去的冯婉喻。
此外,《陆犯焉识》改编的电视剧也已经做好了剧本,与电影一样,严歌苓没有担任编剧。“舍不得对自己的作品改动太大,让自己真下刀子,还是蛮难弄的”。不过,严歌苓仍然给《归来》电影打了99分。
改 编
这个切入点可以虚写
北京晨报:一开始张导跟您谈及改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严歌苓:因为我没有担任这个电影的编剧,所以我听到的都是侧面的,听到就是说,这本书这么大的容量是不是弄上下集啊,那就更难选了。因为选取现在这个点来改编,可以虚写,用失忆来写这两个人的感情,或者残酷的大背景造成两个人蹉跎的情感,错位的相爱,这种可以用最后这一点来改编,但是如果你要铺开来展现,那个选择就更加难了,那个就要实写了。
北京晨报:等于说是,一开始就是想从最后这部分来改编是吗?
严歌苓:对,张导最感动的是他从农场出来以后,他感觉到这是特别让他有感觉想拍的。我也从剧本就开始读过,我看的有一稿,后来又有两稿,我自己也参加改了前面的一部分,看到银幕上呈现的并不是特别吃惊,毕竟是有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张导整个从最开始想到要怎么改,所以我能够想象他的困难在哪里。困难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些电影不好表现的,如对监狱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些都是张导在改编的时候,在取舍上要动足脑筋吧。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最后的这一部分呢?最后他妻子的失忆,把失忆做了很多文章,一次一次去唤醒他的妻子,但是他妻子表现的失忆,这一段空白的记忆恰恰是表现了她的记忆。所以我觉得张导的这个改编是非常巧妙的,电影的容量里能表现多少的小说?他用了最后的这一点,是比前面的任何一个节选都会更能够表现这个小说当中的那种:两个人长别离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分开的最后又走到一起,这样一对男女,要经过巨大的浩劫,要经过战争,要经过所有的,发现彼此相爱。这个主题他用最后的一段是比前面所有的节选都会要表现得更加巧妙,更加地极致一些。我觉得他在这样一个短短的100分钟里面,他把这个小说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男女主人公相互的寻找,最后变成了一个极致的做法,变成了一个寓言。所以我还是很佩服张导的,当然我觉得邹静之老师的编剧也是非常的到位。
闪回前面部分会破坏风格
北京晨报:您也说到了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小说前面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在电影中通过折射的手段,表现小说前面的一些东西?
严歌苓:那就用闪回吗?闪回他们似乎也想到过的,好像不大好用,就是说会破坏这个电影的风格,现在的电影很成风格,它自己是一种风格,如果用闪回,那可能会破坏这种风格。我觉得他们都想过了,两年多老谋子什么都没干,都在做编剧。一天大概有16个小时都在跟自己较劲,怎么能写好,跟编剧较劲。
北京晨报:您觉得当下用折射、暗示的方法表达苦难的话,会不会使一些人感觉不够有力量?
严歌苓:它是用一个很宁静的不说苦难的办法,来暗示你苦难。苦难都发生过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日子过下去。电影中巩俐演的冯婉喻总是笑嘻嘻的,通过她的失忆,陆焉识知道她的生活常态,知道她和女儿的关系,包括她曾经不忠的秘密,所有的东西恰恰不是用一个控诉的,哭喊的,而是非常低调来处理。如果用正面的来表现,大概是需要分四集来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但是那样拍又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其实作家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坏的结果就是搭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写没出版。但是作为一个导演,他不可能不考虑制片方的要求,观众观影的耐心,时间啊,心理上能承受多长时间坐在黑暗的密封空间里,这些都要考虑,所以制片方对导演的制约,很多时候导演是没有自由来施展他自己的。
北京晨报:所以在创作上您比张艺谋舒坦?
严歌苓:舒坦多了,因为一个人的名气越大,他的自由就越少。
原 著
婉喻一辈子最缺自由
北京晨报:小说里头关于失忆的那个灵感来源于什么?
严歌苓:失忆这点,因为我写作很少彻底地编,这个也是一个亲戚失忆了,有很多细节我知道了。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到最后的一些日子,她根本不愿意穿衣服,任何衣服不愿意穿。生前有记忆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含蓄,非常端庄的书香人家的女子。所以她失忆以后是更真实的她呢,还是以前那个有过各种束缚的、非常知书达理的那个人是真实的她?所以我想,婉喻这个人一辈子最缺的就是自由,可能她失忆以后,不记得她自己以后,她的生命那种真正的原动力,就出来了。她要自由,她连衣服给她的不自由,她都不要。
北京晨报:您的原著小说是希望通过不同的侧面来表现您对自由的感受?
严歌苓:是的,小说主要想表现的,那当然是自由。因为这是我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初衷。这个小说是鉴于我爷爷写的,就是说主人公的原型应该是我的祖父,我对我祖父的记忆,来自上海的老亲戚,我的姑妈,我的爸爸,但是他们当时都很年轻,对我祖父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所以我需要用我的想象虚构出来我这个祖父,我觉得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祖父是被家庭和社会那种囚笼给困死的,他一生最缺乏的就是自由,特别是他在美国求学十年、回到中国以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中国的文人之争,对一个有独立思考和对自由这个精神有追求的人,就会感到非常的窒息,所以他在这种对中国知识界非常不满,自己又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杀。当然了,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回到中国后,他觉得对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腐败,所有的东西他都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到最后绝望了,在八一三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就自杀了。后来,我得到了另外一个老人的故事,他是一个政治犯人,他给我讲的就是监狱里的故事,我就把这两个世纪老人的故事结合起来。
表 演
陈道明 越距离越高贵
北京晨报:有人评价说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是影片比较出彩的地方,您怎么看他们的表演?您认为陈道明和巩俐是不是演出了那一代人的感觉?
严歌苓:我自己对陈道明的评价,我一听说他演,就觉得特别像,他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可以不费劲地就找到那个感觉。我看了他的扮相以后更觉得,因为我祖父留下了一些老照片,我觉得很像他,也戴着眼镜,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可以让你产生距离的东西。那一点点距离是你不会打破,也不让你打破的,他独立惯了的一种人格,让你跟他保持一种距离,他不会让你把他拉到同流合污的人群中的东西,形成了一种高贵气。所以我看了我爷爷的照片,再看到陈道明的表演,虽然他是演了一个落魄了以后了,而且不是在演一个知识分子,而是演一个不断地失望、绝望、希望的老丈夫,但是他身上仍然有一种天生贵族的贵气。陈道明从气质上,本身不用演就已经是很接近我的祖父,冯婉喻是一个跟巩俐气质完全不同的人。她是一个水乡女子,她是一个上海的书香人家的娇小的单薄的那种女人,我在小说里面描写的她很白皙,有半透明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瘦。巩俐是一个北方女子,但是巩俐演完了以后我完全折服了。我对我奶奶的那个印象,大概是我再老20岁的样子,我离开她去部队的时候,我脑子里是这么个印象,但是巩俐演完了以后,我彻底颠覆了我小说里写的那个样子,巩俐的整个表演,让我深深地相信她就是冯婉喻,她演得非常好,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绝”。
严歌苓
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最近几年的有《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