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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因地制宜搞好乡镇综合改革,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让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活力1 活力催生城镇化
——访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王育宝
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王雨
乡镇综合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益、农村增美的重要战略举措,要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走出一条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记者:包括撤乡并镇在内的镇村综合改革将对新型城镇化起到哪些有益的助推作用?
王育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经济焕发出巨大活力,农村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做好包括撤乡并镇在内的镇村综合改革,对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结构转变、农村社会形态向城乡一体社会形态转变、传统农居民向现代市民转变,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型和振兴,保障和改善农民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哪些亟须破解的难题?
王育宝:几十年的“造城运动”,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农村的面源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蓝天、碧水、绿树、阳光逐渐被雾霾、臭水、疑难杂症等代替;城镇建设占有耕地不断扩大,存在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利益保护问题。农村“政经不分”,村党组织、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责不清,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一块绊脚石。“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带来的农村、农业持续发展风险问题。在土地日益稀缺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使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难以为继的问题。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与镇村特色产业发展问题。实现人的城镇化,应充分估算和动员城乡所拥有的各类资源,要努力促成城乡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要让城市资本、产业向乡村优势特色产业有序流动,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记者:传统的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哪些问题?
王育宝:传统的摊大饼式城市发展模式,带来的是大城市愈大而小城镇愈小、城市发展实力愈强而镇村实力愈弱、经济发展效率不断降低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是新旧规划冲突与衔接。最新制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由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均有所变化,这就与以前制定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产生不小的冲突。化解新旧规划的冲突,需要从宏观上进行科学的把握。二是农村产权确认、流动与权益保护缺乏操作性。农村居民的不动产,包括承包土地、宅基地及住房等,农村居民的产权由于不明晰,更无法自由流转。在当前打破行政界线、大规模推进集中居住的背景下,农村产权的不明晰和不可流动,将使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运行安全、社员股东权益的保障面临严峻挑战。
记者:您认为,新型城镇化过程理想的模式是什么?
王育宝:新型城镇化要求在强调以人为本、城乡一体、建设田园城市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要构建包括土地制度、市场化融资体系建设、房价调控、粮食安全、财税体系、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环境保护在内的一体化、一揽子综合改革方案,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镇村综合改革,通过包容性、特色化、可持续等发展模式,改善农村落后面貌。
记者:对于新一轮镇村综合改革,您有哪些建议?
王育宝:建立完善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做好村镇发展规划。充分挖掘各村自然生态资源、历史人文古迹、旅游文化内涵等,确保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实现村民自主、自愿管理和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机制。
推动镇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农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充分利用其土地承包权获得持续、稳定收益,努力推动镇村集体经济顺利转型、成功升级。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设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建设或改造与改善村庄人居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设备,推进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城乡和谐发展。通过普惠型福利和激励型福利的有机结合,将国家、企业、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企业和居民合力“保护农村”、建设农村的良好关系。
通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业,使村民“不离土不离乡”就可实现就业。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粮、果、畜、菜、乡村旅游、食品加工业等村镇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规划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吸纳和扩大农村就业,积累镇村发展资金和经验,使农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放松的场所、农民安居的乐园。
活力2 催生职业农民
——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杨立社
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韦林鹿
乡镇综合改革是农村朝着社区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社区化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带动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并将最终为大规模新型职业农民的涌现创造条件。
记者:镇村综合改革对加快职业农民的培养产生哪些积极意义?
杨立社:职业农民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产型职业农民,即纯粹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二是服务型职业农民,主要从事生产前、生产后和生产中的服务,比如说农机服务、农业用药的服务等;三是经营性职业农民,涉及营销、售卖多个环节。包括撤乡并镇在内的镇村综合改革,是农村朝着社区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社区化发展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会带动更多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而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这都为大规模的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机遇和条件。
记者:发展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现实迫切性是什么?
杨立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致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谁来种地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比如机械的运用、先进技术的应用,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这就需要建立以农业为职业背景的群体来经营农业,可以说,新型职业农民是时代的呼唤。
记者:发展壮大职业农民队伍,需要哪些具体的条件?
杨立社:职业农民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漫长的过程,这涉及许多突破性的条件,首先是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这就需要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改变过去过于分散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国家要从政策和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让农民愿意务农,敢于务农,从事农业能获得稳定的收益;三是不断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职业农民素质,不断提升农业的科技化水平。
记者:虽然国家从不同层面力促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但从实际上看,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农民现在还是比较少的,原因是什么?
杨立社:多年来,虽然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地加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策的瞄准性和针对性还不是很强。比如,现在各个部门都有很多农业产业扶持项目,也有很多职业农民培训项目,但是由于管理的分散性,导致这些项目和资金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现有的农业经营体系也很难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我们早已经提出,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但事实却是,目前我们的农业经营体系的主体依然是个体的农户,合作社、专业大户、农业企业所占的比例太低。
农业产业发展的现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就农民自身而言,主要是观念依然没有转变,很多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较重,这必然导致土地流转比较艰难。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如果缺少土地的集中,很难真正实现。不仅如此,由于农业的市场培育不足,目前在很多地方,即使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也很少有人能找到愿意接手土地的企业或经营大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流转、职业化农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三者必须协同推进。同时,农业要发展壮大,职业农民要大量涌向,离不开金融的扶持。然而,由于缺乏创新的金融扶持手段的政策,农民想获得金融的扶持,现在也是非常难得。
记者:镇村综合改革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以乡镇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这对发展壮大新型职业农民将产生哪些积极的作用?
杨立社:撤村并镇是为了降低整个的行政成本,改变政府对农村行政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但撤村并镇必须与农村的新型社区建设联系起来同步进行,改变农村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核心的问题就是把过去农村简单居住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进行同步布局,以更利于农村资源配置。另外,在有条件的地方稳步推进农村社区化,因地制宜根据每个地区的特色来实行社区化。农村的社区化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它需与小城镇的发展协调推进才能在职业农民的培育方面有所建树。总的来说,职业农民、土地流转、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都是城镇化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但这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追求速度。
活力3 催生土地流转
——访西安社科院研究员 康志祥
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崔睿娜
乡镇治理结构的转变,能更好地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农村居民本地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进一步推进,进而加速土地流转的进程。
记者:镇村综合改革将对土地流转起到哪些有益的助推作用?
康志祥:村镇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和经济单位,对村镇的综合改革是中国最基层的变革,所以无论从力度还是广度来说,这都将是一次影响巨大的变革。土地流转是镇村改革的关键点,我认为城镇改革对土地流转的助推作用将是多面的:第一,在生产方式方面,村镇改革使得以往粗放的自然生产方式向集约化、现代化的方式转变,进而促进土地流转;第二,农民的各项权利明确,在制度上给予农民利益的最佳保障,为土地流转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镇村综合促成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这三方面的结合,集中生产要素,有利于土地流转的实现;第四,村落集中促成土地规模化经营,让农村拥有更加便利的交通、通讯等条件,方便大规模生产,在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加快城乡生产生活要素双向联动;第五,治理结构的转变,能更好地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为农村居民本地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进而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藉此才能实现。
记者:现在的土地流转面临哪些亟须破解的难题?
康志祥:目前的土地流转确实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首先是农民的观念问题,表现为农民的恋土情结,这导致农民的流转意愿不强;其次是服务平台的建设还需跟进,具体的操作规则,相应的措施也有待完善。同时,村镇产业的发展欠缺,农民素质有待提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保证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并在流转后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为农民的就业、创业找到门路,这也是一个难题。
记者:土地确权是实现土地流转的重要前提,您认为这个过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康志祥:土地确权是土地流转中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比如说,确权的标准怎么制定,制定后怎样落实等。制定标准和落实方法是土地确权顺利进行的保障,因此一定要重视;其次,怎样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保证监督到位。第三,土地确权之后,农民行使权力要能得到保障,政府应当承担这一责任;第四,土地确权之后,失地农民的后续发展是个重要的问题,现有失地农民怎样向现代农民转变,这是一道坎。在土地确权中应该考虑到这些后续问题;最后,要统筹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问题。土地经营的权利应该由市场来把握、遵循市场规律,但政府职能不可或缺,应该注重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对土地进行规划和监管,如对土地用途的规划和分类管理等方面。
记者:您认为传统的乡土中国理想化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什么?
康志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过去我国的农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模式,但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农村渐渐发生变化,城市化的管理模式进入乡镇。我们应该尊敬自然,注重自然生态的延续,在保护传统乡土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文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现代村镇的改革是一种继承与扬弃的关系,要继承乡村原有的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比如邻里关系,也要与城市的现代生活、经济方式融为一体,为人民提供便捷的生活生产条件,进而使村镇能吸纳一部分城市移民,促进城市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记者:对于新一轮镇村综合改革,您有哪些建议?
康志祥:我认为村镇改革既要有广度,也要有深度。因为这是涉及到村镇社会结构治理的变革。这其中包括公益事业的发展、改革的措施、人员分流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应当全局考虑,做好每一个细节。首先,要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要有全局观念,做到统筹兼顾;同时,还要循序渐进,不搞运动式、一窝蜂式的改革,而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并融入当地历史文化影响、传承等;第三,政策要统一,运作要规范,政府要坚持理论为本,提供思路和服务,注重对百姓的正确引导;第四,要打好村镇改革的经济基础,这就要与当地产业的发展相结合,注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兴办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壮大新的农村社区经济;最后,注重新农村社区的文化建设。应注意挖掘、传承中国乡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使得农村社区建设和文化建设能够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