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南“广场问政”被指带有表演成分

听到宣读的免职决定，华中央用手捂住脸，随后，不停地擦着泪水。

　商南县防疫中心内，被免职两人的名字已被红纸遮住。

　　陕西商南广场问政再审视

　　脱胎既有模式作用 明显局限亦大

　　商南，陕西东南秦巴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在4月23日之后突然吸引了全国舆论。当天，商南县政府组织了一场对下属部门负责人问责的“广场问政”，当场免去了私设小金库的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的职务。华中央捂脸哭泣的图片和相关报道，让商南县名噪一时。

　　这个让商南官场为之震动的新事物，其实脱胎于多地的“电视问政”和“现场问政”。专家认为，跟各地其他问政形式一样，其进步明显，其局限亦清晰。(京华时报记者 马多思)

　　现场罢免

　　疾控中心主任广场落马

　　4月23日下午两点左右，陕西商南县县政府门口广场上，华中央——一名中等身材、头发稀疏，看年龄有50多岁的县疾控中心主任双臂交叉在腹前、弓着后背回答群众代表的问话，这个姿势略显谦卑。

　　他的身后，坐着司法局、安监局等即将像他一样接受问政的负责人，对面坐着县里的所有主要领导。会场当场播放了这位官员主管的部门私设小金库的暗访录像后，他神情有些恍惚，回答问题时不时鞠躬。一名参加过这次广场问政的县委工作人员向京华时报记者回忆，华中央显得很紧张，有时腿都哆嗦，经常会被问得哑口无言。甚至连主持人，该县县委副书记崔华锋都私下说，有的问题让他都紧张，措手不及。

　　提问结束后是评审团打分环节，评委将近100人，华中央得到的平均分为7.62分，满分是10分。因为得到的分数不是特别低，在最后的履职承诺环节，华中央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被免职，他还表态称，广场问政过程中“组织帮我找的问题很准，会后我立即改正”。他还对今后的工作做了规划。说完，他向台下再次鞠躬，这是他在问政过程中第五次鞠躬。

　　后来，大喇叭里传出对华中央当场免职的决定，有人看到这位官员当着与会1000多人的面哭了起来，这一幕也被华商报的记者拍了下来。

　　隶属陕西省商洛市的商南县位于秦巴山区腹地，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有23万人口，属国家级贫困县。自去年12月起，当地开始探索“广场问政”模式，不定期将县直属部门负责人召集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上，面对面向群众汇报履职情况，回复群众质询。

　　华中央的遭遇，就发生在该县第六场“广场问政”过程中。除了对当地自来水水源水质没有做到经常检测，华中央当时被追究的最大问题，是二类疫苗收费不计入单位总账，这笔钱被“私设小金库”。此前，商南县已有8名官员因各种工作错误在“广场问政”后受到了行政或者纪律处分，华中央这次受到的处理最重，更让他没料到的是，他的名字和哭泣的照片被媒体广泛报道转载。

　　问政缘起

　　书记拍板脱胎电视问政

　　商南县这种令不少官员噤若寒蝉的“广场问政”，在时间和空间上来看都不是新生事物。商南相关官员直陈，此举脱胎于国内不少地方的现场问政和“电视问政”。

　　2012年7月25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首次专题询问。询问主体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员。询问的对象是武汉市分管养老事业工作的副市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由于有电视直播，此次询问被称为人大版的“电视问政”。身为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同时担任着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此次询问会前，阮成发定调说：“不作秀，也不追求刺激，通过人大依法监督，政府依法行政。”

　　武汉的做法被群起效仿。荆州、温州、恩施、孝感、郴州、合肥、乌鲁木齐、长沙、滕州、周口、济宁、岳阳等地此后都举办了各自的电视问政和现场问政。

　　十八大后，商南县也开始推出了自己的整顿官员行政风气的行动。“我们当时推出了‘治庸’‘治懒’‘治散’‘治赌’‘治奢’的‘五治’活动。”商南县组织部副部长刘毅说。去年7月，商南县电视台学习四川一些地方电视台的做法，推出了“电视问政”节目，大约每月一期，每期邀请20名左右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再把一些平时检查中行政分数排名靠后的单位领导也请到电视台，接受代表们的问话。

　　有时这些问话很尖锐。在首期电视问政现场，一名与会代表向当地建设部门负责人接连发问：“项目进展缓慢、没有完成计划进度任务原因是什么?请问在此期间你们通过查找，认为工作存在哪些不足?针对存在问题你们将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在县上规定时限内赶不上进度任务怎么办?”

　　电视问政连续播出4期后，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组织县委主要官员召开会议，提出为改变干部工作作风，提高效率，应该在商南县推出现场问政，让干部在办公室现场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问话。后来因为办公室场地太小，现场问政改在县人大会堂举行。

　　“去年12月23日，我们第一次问政是在室内举行的，因会场太小，群众不多。从第二场开始，干脆将会场搬到了广场上，主持人也由原来的县电视台主持人变成了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前几场由参会代表举牌，评议对被问政官员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从第五场开始，改为用记分器打分，避免了代表不想得罪人而违心举牌。”刘毅说。

　　得力举措

　　纪委暗访回击“走过场”

　　广场问政让商南县一些官员感到不满，但因为是第一把手做出的决定，没有迹象表明有公开反对声音。

　　“最开始，干部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质问，群众也不相信，认为是在‘走过场’。”被指为该县广场现场问政创意者的县委书记陆邦柱说，他清楚这一切，于是他亮出了一件让违纪官员们无话可说的利器——纪委暗访组。

　　商南纪委监察局副局长汪忠勇是这个暗访组的负责人之一。汪忠勇说，暗访组在推出“五治”活动时就已成立，平时经常到基层去暗访县政府各个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情况，只是广场问政后暗访组的作用更加凸显。“我们有时是根据群众举报暗访，但更多的是经常性的暗访，并不刻意针对哪个部门。这次暗访到县疾控中心小金库问题也是偶然。”汪忠勇说，“本来我们就去暗访三家乡镇卫生院，查看他们的账目，结果无意间发现，卫生院从疾控中心购买的二类疫苗竟然没有票据，疾控中心收了费但没有开，这笔钱也没进入疾控中心的总账，后来我们又检查了其他10家卫生院，也有这个情况，说明疾控中心把这笔销售疫苗的费用私设小金库的可能性很大。”

　　得到暗访组汇报，县纪委来到疾控中心调查，查出负责二类疫苗销售的疾控中心副主任赵高顶用这笔费用设立了小金库，由华中央和赵高顶两个人掌控。县纪委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县常委，才有了4月23日问政当场播放暗访组视频，商南县委常委会召开现场会决定当场免去华中央和赵高顶两人职务的事件。

　　“肯定有人不满，但是谁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汪忠勇说，“我们暗访组就那么几个人，县里哪家单位的人都认识。有时下级单位的就会把情况通知给上级，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话很客气，但是带着一点责难‘老汪啊，你们来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有事提前打招呼啊，我们有错就改啊’。有一次广场问政马上要问到供电局，我们查乡镇供电所，供电所的以为谁出了经济问题，马上打电话到供电局询问，结果供电局的就知道我们去检查了”。

　　汪忠勇觉得，暗访被发现不可怕，如果相关单位因发现暗访组去检查而装出努力工作的样子，那也是好事。“你有本事就一直装，你能一直装到退休，你就不是装了，就真的是一位勤勉的好官了”。

　　回应争议

　　当地否认罢免程序有问题

　　伴随着叫好声的，是质疑。

　　华中央被免职是否要经过县人大批准?

　　还有观点质疑：如果纪委的调查结果确认其违纪，且按规定华中央应被免职，那就说明县纪委常委会对此案已研究定性，并提出了处理意见。这同时也说明，在调查取证阶段，纪委早已与当事人见面列举了证据。如果视频出来前，华中央作为当事人对视频不知情，这就说明纪委办案不符合程序。

　　刘毅回应称，华中央作为卫生局副局长，任命时并不通过人大，所以免职也不用通过人大批准。防疫中心更是县直属事业单位，官员的任免不用通过县人大。

　　“我们事先找他们谈过话了。”县纪委副书记龚际海说，华中央在现场问政时之所以这么紧张，也是因为纪委之前找相关责任人谈话，“只是县里当时还没有做出处理决定，这次现场免职比较突然，让他们有些接受不了”。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邦柱亦称程序没问题。他称，确认违纪时刚好到了广场问政时间，暗访视频放出来，华中央承认了私设小金库。当时那么多群众在看着，需要给一个答复，所以就现场开了县委常委会，做出了免职决定。

　　被免职的华中央自4月24日起就没再去县防疫中心上班。防疫中心大门入口处张贴有工作人员照片，其中华中央和赵高顶的名字已被红纸贴住。心脏不好的华中央为此还住了两天医院。在防疫中心家属楼，家中的赵高顶看到京华时报记者显得有些愤怒。“你们找华主任，找我干吗，我现在不愿意见客人，既然已经把职务免了，事就过去了，没啥意思了。”

　　“你想他当了一辈子领导，现在撤了心情肯定不好，你们可以向职工打听，华主任平时还是不错的，很敬业的，这个对他的打击太大，但事情发生了也就这样了”。对于华中央的遭遇，赵高顶这样评价。

　　表态未来

　　广场问政将针对县级领导

　　在商南第五次广场问政时，商洛市委书记胡润泽就公开对商南县的这种做法表示了支持，彼时，当地的问政远未像第六次那样全国轰动。

　　胡润泽冒雨带领商洛市和下属一些县的干部参与该次广场问政的事还见诸了陕西当地媒体。报道中，胡润泽称“广场问政”使干部直接面对群众质询，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并称准备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一做法。

　　按照商南县自己的统计，6次广场问政让参与群众达万余人次，25个县直部门共为群众承诺服务事项90余件、办结83件。“下一次的现场问政时间还在研究中，全县超过一半以上的单位都经过问政了，尤其是那些群众关注的执法部门和服务部门。”刘毅说。

　　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商南县政协委员廖全江称，实行广场问政后商南县各个部门的工作作风至少从表面上看好了不少，但是“还要长期坚持”。他称，由于平时政府一些部门的开放程度不够，像他这样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并不清楚这些部门都在做些什么，于是在问政现场，就出现了“你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你们部门有没有腐败现象”这样大而统的问题。他呼吁加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没有透明度，提问自然就会没有针对性。”

　　廖全江说，有群众提出这样的建议：县委领导是不是也应该接受现场问政，不要总针对下级官员。

　　对此，陆邦柱称“有这个想法”。他称，目前问政已面向乡镇一级领导，下一步将在县一级铺开。

　　专家评析

　　广场非全部问政需深入

　　商南的尝试，在褒扬声中亦有不足被指出。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一直在研究中国电视问政和现场问政，他认为，所有问政模式的核心，就是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普通市民来参与监督政府工作，和以前政府关门行事自我评价相比，这是一个进步。

　　“目前的问政还远远不够深入。就像武汉名吃鸭脖一样，只能当点心，不能当饭天天吃。”王锡锌认为，目前的问政主要是就问题曝光，对过往工作的责任追究，从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的方面看，有一些值得质疑。“暗访早就拍到的片子，为什么非要等到现场问政才召开现场会议?万一法定人数不够，或者主要领导不在怎么办?这些都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王锡锌说，这表明中国目前现场问政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成分还比较低。

　　王锡锌认为，未来的各种问政，必须在两个方面拓展，第一是问政范围要扩大，要从现在的对政府过往工作监督转化为决策化的问政。让民众和利害相关者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日常政府要干什么事，怎样使用预算资金，都要听取民众意见，在民意基础上考虑政府决策。另一个，现在的各地问政还有一些随意化，法制化程序化程度要提高。

　　“现在国内流行的现场问政，电视问政肯定是进步，不规范，但是也突出表现了目前中国民众积极参与监督政府的热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国外的问政主要通过议会行使，这应该成为问政的方向。

　　胡星斗说，中国的问政应该向越南学习，在越南，国会可以对任何层级的官员、任何行政行为提出质询，官员每年都需要述职，述职满意度达不到50%，就有被解职和辞职的结果在等待。

　　最近越南最轰动的“问政”事件，是弃办2019年亚运会。今年3月底，越南国会举办听证会，对是否主办此次亚运会进行讨论;4月初，越南最大的网络媒体之一VNExpress进行民意调查，参加调查的8.5万网民中，有87%的人认为应该弃办。5月10日，越南正式宣布弃办该次亚运会，称“好钱要用在刀刃上”。

　　新华社报道，弃办决定公布后，赢得越南网民一边倒式的称赞。

　　胡星斗说，中国的问政还亟待规范，要想提高电视问政和现场问政的效果，还要进行制度建设，完善人大制度，让人大代表更能代表民众，充分行使质询和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