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故事》融凝了文化精神“大传统”的厚重之作

　　读长篇小说《西京故事》

　　只有读了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我才明白了秦腔《西京故事》为什么会写得那样好；同时也只有读了小说也才知道在秦腔《西京故事》赢得满堂彩之后，作者陈彦先生为什么欲罢不能，见好不收，却还要耗神费力，写出将近50万字的同名小说。戏剧是他对如罗天福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秦巴山乡人的爱和感激的一次释放。但因为舞台戏剧限制太多，要求太多，这种释放虽有银瓶乍裂的震撼，但对他来说，却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难以将对家乡父老的爱表演得淋漓尽致。因为有已成功的戏剧基本人物情节的限制，小说不可能拆掉重来，另立炉灶，我不认为小说《西京故事》就是陈彦巨大的文学视野中的最理想文本，但我却认为这是一部起点很高，并充分表现了作者在戏剧文学、诗歌、散文、随笔、纪实文学才能之外，又体现了自己长篇小说才能的重要文学收获，即使放在当今陕西文坛与中国文坛上，《西京故事》也是一部上乘的值得重视的优秀之作。

　　简而论之，窃以为小说《西京故事》主要的艺术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罗天福这个形象更为丰富、深厚，更体现出这个秦巴山区农民形象的独特性，既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今在我们文坛甚至社会上，一提起农民，一些人就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一些人又想到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一些人甚至想到赵本山、郭达、黄宏小品中那些形象残缺、精神畸形、愚昧无知的农民或农民工形象。以至贾平凹《高兴》中出现了一个爱读报关心时事，爱穿西装，不近女色，想学毛主席的农民，一些新锐批评家就认为虚假，不真实。而你笔下的罗天福则是在高兴之后，出现的另一个光彩照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形象。他应该是50后出生的一代农民吧，至少读过中学，当过多年民办教师，又当过村支部书记。这是一个未必读过多少儒家经典，但却对儒家文化中重要的“修身”传统心驰神往并身体力行的农民形象。小说赋予了他许多在当今物质社会最为宝贵稀缺的思想精神和性格品质，尤其是他关于做人要“认卯”的观点，实在是被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凸现出来的“穷”者的一剂人生良药，这就是承认你不如人这个命运现实，并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以加倍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物质财富上，罗天福绝对是一个贫困者，但在精神上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富有者，以致冷静观察许久的智者东方雨老先生深受感动，称他为鲁迅所说的“民族脊梁”，“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动，撑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预言他“不会永久成为伛偻人”。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罗天福肯定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并有所丰富和提升，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却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的真实存在。正是在广大的乡村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着多少如罗天福这样的诚实守道，不抱怨，脚踏实地的劳动者，而在中学教育已经相当普及的当今，就有着不少如刘高兴这样志存高远的农民，更有着如罗天福这样堪称乡村未来、民族脊梁的乡村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他们正是当下中国乡村和城市的未来，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未来和希望。读罗天福，我确实想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或精神崇高、品格超群，却暂时处境艰难，或已经成名了不起的成功者的农民形象。从这个意义看，罗天福不只是陈彦的理想的对象化，更是他真实的发现。而他的女儿罗甲秀则是他品德影响哺育下的新一代朴素无华的女大学生的优秀代表。

　　第二，小说《西京故事》中罗甲成的形象也更为丰厚、扎实、鲜明。从戏剧剧本中，他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忘本”者形象，而是把他写成一个城乡差别、社会不公的敏感者、不平者。贫富的差距，让他自卑，又是自卑，导致了他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极度敏感，老觉得别人在歧视他，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作出了许多过激的反应，导致了他与周围环境的高度紧张，出现了学习上成绩优秀，心理上极不健全的反差。这种敏感畸形的不健全人格，我在生活中也屡有所见，告诉他们维护自己的人格不能靠硬碰硬，强迫别人尊重，而是要靠自身的成长和强壮。看来，人同此心，作者让罗天福告诉儿子：别人加给自己的屈辱，不是屈辱，屈辱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屈辱”，“人不要争见眼前的高高低低”，关键是自己要“有个长久的主意，长久的目标”。戏剧最难写的是迷途者的转变，在舞台剧中陈彦努力了，但小说却表现得更加充分，罗甲成出走的理由更为合理自然，他在痛苦中挣扎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升华令我十分感动。正是罗甲成的形象，使《西京故事》的视野进入当今万众瞩目的高校教育领域。呈现了当今高校学子不同的思想精神景观。尤其是罗甲秀、白天亮、罗甲成三个贫困子弟的思想和行为、成长道路、精神走向更有着对青年进行励志教育的意义。

　　在小说《西京故事》后记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写城市农民工，随之与他们产生对应关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来与他们搭腔、交流，共同编织一种叫生活的密网。”道出了这部小说辐射式的网状结构特征。居于这张网的中心空间的是文庙村，而它的聚焦点却是简陋如蜂巢的出租屋，这些出租房中的农民工和罗天福一家的居所兼打饼作坊，正是以它为基地靠双手挣来的分分厘厘供一女一子上大学的罗天福夫妇。正如勤劳的蜘蛛是它所织的谋生网的主人一样，勤劳的罗天福也才是这张网的真正主角。由于戏剧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限制，它只能以千年唐槐为背景，把人物活动的空间集中于烧饼铺和西门家豪华门廊的一角。而在小说中，以罗天福为中心的这张网络却在空间和时间，向内向外得到充分的扩展舒张，不仅有罗甲成在学校生活的环境、人物故事、性格心理，还有罗天福所走出的山村的生活环境、人物命运处境。他在文庙村的邻居东方雨、房东西门一家同其他农民工兄弟的家庭生活、人生状态、思想精神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描绘和表现。除了舞台剧中已得到较为充分表现的老学者东方雨，任情任性、行为荒唐却也本真可爱的西门家独子西门锁之外，小说最为完整、最为生动深刻、成功感人的几个人物还有无名无姓的罗天福的母亲和房东男人西门锁，以及西门锁的前妻赵玉茹。

　　罗母的形象是底蕴深厚的山村传统优秀母亲的代表，她是罗天福肉体的生身母亲，更是他所继承的中华优秀思想精神传统的母亲。你在她身上没有投入更多的笔墨，但仅有的几处，包括为了两棵数百年的镇宅紫薇而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陪嫁，对受伤野兔、山鸡的喂养，与老树、动物的通灵，都使一个有精神、坚守慈悲、果决的伟大母亲形象，具有了超凡入圣的神性光彩。我坚信，同在罗天福身上凝聚了你对父亲一代人的理解、感恩、崇敬一样，你在这位祖母身上，也投入了你深厚的情感和对故乡那些更老一代农民的人格精神和伟大灵魂的深沉礼赞。他们可能一字不识，与故土终相厮守，但却吸收了那里山水自然中的精神、魂魄，像山一样沉默，像山一样的奉献，自己也成为了这山这水的一部分。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可称之为有着这样那样专业知识的城市人是那样的渺小和浅陋。罗母能与动物、植物的通灵和对话，让人想到了你商州前辈作家贾平凹《古炉》中那个神异的蚕婆，甚至有人会认为你是刻意模仿他，但我却认为这是来自于你们共同的对家乡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和文化的理解。

　　西门锁也是以罗天福为中心的网络边缘的人物，在戏剧原作中我记得他是闻其声而未现其人。而在小说中他却成为仅次于罗甲成的三号人物。正是他的成功呈现，我们得以进入城中村食房族这类农民后代的家庭和内心世界。相对于城市市民、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他们是被边缘化的农民，但相对于进城打拼的外来民工，他们又是城市中坐收其利、不劳而获、衣食无忧的食利者、城里人。正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西门锁在青少年时代，不用寒窗苦读，在支书父亲荫庇下过着公子哥的生活。然而离婚再娶之后这种穷得只有钱，毫无精神支撑的家庭，却随着儿子的不成器，危机频出。郑阳娇越来越骄横无礼，儿子屡被学校劝退，在妻子身边得不到温暖的西门锁又勾搭上女赌友，家庭面临破裂。年近五十的他在身心俱疲以后，终于良心发现，越来越思念端庄贤惠的前妻和被自己亏欠了的女儿。西门锁为求得与女儿相认、前妻谅解长期而不懈的努力是全书十分感人的章节。这里表现的不仅是父爱的无私和坚韧，还有一个勇于承认自己年轻时的过失的男人的勇敢和悔恨。为得到前妻和女儿谅解的过程在小说中被表现得跌宕起伏、复杂曲折，而其结局却是悲喜交加的：赵玉茹死于清苦贫病，然而她寄予全部希望的女儿却走向成材自立。赵玉茹这个职业女性是小说中与郑阳娇迥然有别的另一种自尊自爱、无怨无悔、高贵无私的圣洁女性形象。

　　从小说《西京故事》中可以看出，陈彦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作家，更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强烈的历史和文化使命感的作家。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之体味。”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乃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由于长期从事戏剧创作，又由戏剧文学剧本衍化而成，你的小说还有一些戏剧化痕迹，但瑕不掩瑜，它究竟是一部视野开阔，体验深切，寄托了很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的厚重之作。从对它的阅读，我进一步体会到关于文学须是文字技巧、题材选择、作家人格修养及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三位一体、融凝合一”的论断的英明与正确。

　　此外，小说中大学哲学老师童教授与他的女儿童薇薇的表现亦十分成功，既可说明作者对这一类大师级学者及他的境界和人格的深刻理解，又表现了他对连许多哲学专业人士也望而生畏的康德哲学思想的钻研和了然于胸，对于一个作家，这是多么不易！大师的女儿童薇薇也有着远离世俗尘埃污染、心灵纯净、大爱无疆的境界，她是你小说中继罗母、赵玉茹之后的又一个超凡脱俗，有着深切的悲悯情怀并具有某种神性光芒的人物。记得陈彦在谈戏剧《西京故事》的罗天福时说过，哪怕一个凡人，在其执著于某种事业和情感时，他们就有了令人仰之弥高的神性。对此，我当时就深表赞同，并成为我那篇浅陋的剧评的一个重要观点。挖掘并弘扬普通人身上的神性或许正是陈彦人生信念和文学理想的闪光之处。其实，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德的“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学，从儒家创始人的“君子小人”论到后儒程颐的“廓然大公”，和庄子“大鹏”式的人格理想，中外圣哲都有在精神和境界上将人神话的重要思想，陈彦和贾平凹等作家所做的，只是以自己的人性体验和人格理想，回归到古今中外大师们关于真正的人的“大传统”和大经验，并希望重建人性的“大秩序”而已。

　　李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