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人调查：白天粗活苦力 晚上琴棋书画

高喜业

　　近期，一本名为《四个中国人》的书引发关注。书中四个普通的中国人，既是农民，又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吕崇德在陕西华县演皮影，程宵春在浙江衢州打纸簾，高喜业在陕西榆林唱喜曲，池素英在河北赞皇跳扇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率领梁君健、焦瑞青等人，与这些传承人共同生活，记录其生存状态，呈现出了普通中国人的质朴与快乐。他们的行动不仅引发人们关注农民，还突显了家庭教育的困境。

　　【关注原因】

　　农村文化存空白 他们生活方式打动人

　　“白天他是化肥厂的一个工人，但回到家以后，他过着传统士人的生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

　　在四个“非遗”传承人之中，雷建军和程宵春较为熟络，拍摄时，就住在程的家里。雷建军觉得，最打动自己的是程宵春的生活方式。“白天他是化肥厂的一个工人，但回到家以后，他过着传统士人的生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雷建军解释道。

　　事实上，程宵春虽然知识不多，但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除了琴棋书画，他还会吹箫，在院子里养花，“他们家的盆景自己动手做，兰花自己去挖，观赏鱼自己去捞”，“是那种让你重新了解农民生活状态的一个人”。

　　程宵春还是一个吃货，不是追求山珍海味，而是不时去挖野菜，“他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什么野菜能吃，能治什么病，有什么作用，他都很清楚。”

　　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书中其他三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于焦瑞青来说，她所拍摄的池素英带给自己的触动，来自对扇鼓的巨大热情。“冬天晚上特别冷，她们在户外打扇鼓，那种热情，你都难以想象。”焦瑞青说。她觉得，农民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

　　在雷建军看来，四个“非遗”传承人都是农民，但每个人保持着农民的底色，业余生活具有多样性，能给人带来启发。不过，在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之时，变化已经不可避免。“从农民变成农民工，他就没有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了，即使不外出打工，手机、电脑等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雷建军对记者说。

　　“社会土壤已经变了。你想让‘非遗’回归以前红火的状态是很难的。”焦瑞青说：“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挽回的，但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记录和研究的工作，让更多人知道和关注它。这样可能也会给它一些生存的土壤。还是需要更多专业人员，能够更多关注农村，和农村人互动，从而产生城乡之间文化的交流，能够弥补农村文化的短板。”

　　【反思困境】

　　家庭出现问题 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拍摄纪录片前，焦瑞青对扇鼓却没有多少了解。家里有田地，但她很少干农活，对家乡的非遗项目基本没了解过。

　　四个“非遗”传承人之一的池素英是河北赞皇人，焦瑞青与她是老乡，但在拍摄纪录片之前，焦瑞青对扇鼓却没有多少了解。赞皇较为贫困，在焦瑞青小的时候，父母就教育她要努力学习，“去城市里过体面的生活”，家里有田地，但她很少干农活，“社会上的事情也很少接触”，对家乡的“非遗”项目基本没有了解过。

　　“要不是拍毕业作品，她都不了解扇鼓这个事。”说完，雷建军笑了笑。在雷建军看来，出自农村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可能拥有像这些“非遗”传承人那样丰富的生活，商业时代、信息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不可逆转，“即使施加强大的外力，原来的生活方式也很难维持下去”。

　　这被认为是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出现问题的结果。四个“非遗”传承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家庭教育里完成的。

　　“但是，如今的家庭教育变得非常功利，再也不让孩子学习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这儿。”雷建军说：“如果家庭教育不恢复，或者说父母还是用功利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把家庭教育办成社会教育的话，想要拥有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过快乐的人生，基本上没可能了。”雷建军说。

　　在这一境况下，雷建军组织拍摄“非遗”系列纪录片首先是为了留存相关的历史文化记忆，其次，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展开反思。雷建军认为家庭教育是我们最应该反思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如果这个细胞出现问题，而大家都没有意识到，那社会整体就会出现问题。”

　　通过拍摄，焦瑞青有所反思：“我开始对农村有更为亲切的感情，父辈身上很多东西都值得我尊重、学习。现在来看，农村能滋养我，说得文艺一点，不踩踩农村的泥土，心里面就不踏实。”

　　【活态传承】

　　吸引外界关注 提供平台与机会

　　比如唱皮影戏的艺人，把他们集中在城里演，这样就失去了农村的土壤，农村人也渐渐把他们忘记了。

　　《四个中国人》一书是纪录片拍摄之外的一个“独立产物”。2006年，雷建军创建清影工作室。第二年起，工作室开始投入以“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工作。经过几年的拍摄，雷建军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些理性的思考没有办法放到纪录片当中”，于是，他们用文字的形式对纪录片中的人物展开了记录和探讨。

　　近年来，政府对于非遗的保护政策频出，还颁布了《非遗法》。但雷建军觉得“非遗”的保护现状仍不太乐观：“如果保护不得当，‘非遗’变成遗产了，保护着保护着就死掉了。我举个例子，比如唱皮影戏的艺人，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只能在城里演，这样就失去了农村的土壤，天长日久，农村里的人也把他们忘记了，这个东西就会慢慢消失。”

　　在乡村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之时，在家庭教育功利化而问题频出之时，雷建军用纪录片、文字的方式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积极引入商业操作，希望在不破坏“非遗”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活态保护。

　　“如果商业的力量不可阻挡，你是不是可以利用它？商业的力量可以把宣纸变成没法用的烂纸，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商业的力量去保护、去制作好纸？”现在，雷建军的团队已经开始行动，他们不干预制作过程，只是和“非遗”传承人展开合作，“目前已经有朋友提供了资助”。

　　而在焦瑞青看来，任何一种非遗形式都随着时代在变化，如果能够被外界纳入，就有可能活下来，扇鼓的现状之所以能相对好一些，原因也在于能够与新生事物融合。“他们需要一些机会和平台。”再有就是资金和外界的认可，“哪怕有个锦旗，要求他们出来演，他们就会很高兴，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

　　做纪录片项目本身需要经费，这在雷建军看来不是大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困难，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者课题经费来做，好歹成本低，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