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体力行试用新式标点 投稿时态度谦虚谨慎

曾经读到过鲁迅的一则轶事：某书局老板悭吝成性，计算稿酬时从不算标点和空格。

鲁迅对此不置可否，但他提交的文稿从头到尾不分章节，也不加标点。书局退回稿子，请鲁迅分段落、加标点。鲁迅便回复对方：“既然如此，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数了！”

后来，有专家撰文澄清，这段趣闻是张冠李戴，将另一位作家的故事嫁接到鲁迅身上。

轶闻虽假，鲁迅对标点的认真态度却是真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一些出版商只图名利，编辑亦草率从事，许多书籍出现了胡乱标点的谬误。鲁迅在《马上日记》中即列举了四个“很奇妙的例子”，其一和其四如下：

“国朝陈锡路黄嬭余话云。唐傅奕考覈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

以上两条，正确的标点应为：

“国朝陈锡路《黄嬭余话》云：唐傅奕考覈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

前一例硬是将记述对象由书变为人；后一例更让人啼笑皆非，竟然将几部书名搞得支离破碎。鲁迅为此颇有感慨：“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

1919年4月，胡适等六教授借鉴西方语言，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联名提出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北洋政府于翌年初颁布推行。之前的古籍并无通用的标点，而文章句读则是读书人的一项基本素质。

鲁迅自幼深受旧学熏陶，北漂那些年又潜心于抄古碑、校古籍，以至于步入中年之后，还偶用文言给友人写信，如1927年底致函蔡元培，1928年底致函陈子英，俱是通篇不加标点。但与此同时，鲁迅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致力于推广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其小说、杂感均开风气之先，成为一时范本。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国最早采用新式标点的著作，当年胡适将这本新著签名送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按早期的标点方法，在两人名字旁边各加一条黑杠。

章太炎那时对新式标点还不甚了了，看到自己名字旁边有条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到落款，才消了怒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相比之下，鲁迅积极顺应新潮，在试用新式标点方面身体力行，起初又因尚未熟练掌握而显得谦虚谨慎。1919年4月，他通过钱玄同将小说《药》投给《新青年》杂志，并致信钱玄同说：“请您鉴定改正了那些外国圈点之类，交与编辑人；因为我于外国圈点之类，没有心得，恐怕要错。还有人名旁的线，也要请看一看。譬如里面提起一个花白胡子的人，后来便称他花白胡子，恐怕就该加直线了，我却没有加。”

1935年11月，鲁迅帮助审阅萧红《生死场》的最后一次校稿，15日在致萧军的信中说：“校稿除改正了几个错字之外，又改正了一点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个圈或一个点，很不好看，现在都已改正。”

鲁迅这里所说的是标点符号的一条规则，即一行之首不应出现逗号、句号之类。鲁迅关心扶持青年作家向来无微不至，在指导他们的创作方面始终一丝不苟。

标点可见文品，小事可见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