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剖析领袖的病态心理

 

　　上述事例表明，将精神分析用于历史研究似乎“靠谱”。这种感觉不错，因为正是精神分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经验呈现了出来。领袖人物的深层心理状态，尤其是深蕴其中、通常被视为处于压抑状态的心理能量的溢出，足以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大众精神风貌的改换。这里面的关键环节在于，领袖与大众之间有着一种可称之为“互为亲子”的结构。大众的心理暗流开始汹涌澎湃之日，就是领袖的诞生之时。在这个意义上，对大众进行心理史分析，构成了领袖研究不可或缺的侧面。其实，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为分析日本军事行为，展开对日“心理战”，特别委托过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进行日本国民性格研究；这可谓是名著《菊与刀》（1946年）的诞生秘辛。这部至今仍得到广泛而热烈的阅读的作品的魅力之处正在于，它是精神分析与人类学融合的具体成果（参见笔者为《菊与刀》汉译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所撰写的序言）。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6年，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就发表了题为《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的有名论文，从思想结构“乃至心理基础”的角度，切开了日本从上至下的军国主义者的隐匿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导致日本国民长期处于“奴隶般的境况”的要因，并非仅在于外部权力机关的束缚，还在于某种“心理强制力”，它“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于那些机关，并流入国民的内心倾向与行动当中”。在随后发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1947）、《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等文章中，丸山继续进行这一分析，旨在谋求“国民精神的真正变革”。心病还须心药医，看来这同样是人类共有的经验。

 

　　将精神分析用于政治研究虽已颇有建树，但上文言及的“靠谱”感觉背后是依然潜在的疑虑与不安：精神分析是科学吗？在现代观念中，人们习惯以狭隘的实证主义界定科学，即科学只是一系列经得起检测的假说。然而，精神分析迄今为止尚无法进行量化研究。结果，主流学术界中对其持冷淡态度者居多，甚至不时出现充满敌意者。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科学自身。

 

　　其实，精神分析的奠基者们最初就认为自己的探索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比如，曾被弗洛伊德称为“亲爱的儿子”、并被指定为学派传人的荣格，通过反转客观与物质的观念，为其研究的科学性展开了彻底的辩护：认为存在只能是物质的存在是一种偏见；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到的唯一存在乃是心理的存在。不过，这种心理事实往往不能领悟自己的存在。借助这种心理主义视角，荣格对包括“上帝”在内宗教观念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上帝”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表达人们内心某种虽不可测度、但却是真实的体验的方法。

 

　　弗洛伊德本人则认为，其探索的科学性还包含了与人类心灵及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的艺术 。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他曾引用歌德的诗句来表明其科学观念：“懂得科学，懂得艺术 的人，也一定会懂得宗教；不懂科学，不懂艺术 的人，就只能当个教徒！”精神分析通过对启蒙主义所持有的理性观念的批判，将人类的精神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本书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领袖研究自身，更在于它所展现的更为广阔无垠的人类心理事实；这些事实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政治品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