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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于世故的艺术界,像棉花这么本色和童真的艺术家并不多见,为她对艺术的执着与热情所感染。棉花在阐释自己的作品时,用得最多的词汇是爱、美和生命。这些词汇在当代艺术界几乎绝迹,即使出现多半也是批判和嘲讽的对象。但是,棉花对它们情有独钟。她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然而,棉花并不是懵懂少年,不经意间也会显露出岁月的沧桑。不过,就艺术生涯来说,棉花绝对年少。通常情况下,一位艺术家崭露头角,需要至少长达十年的艰苦磨练。然而,棉花踏入艺术行列至今也不过五年。在投身绘画创作之前,棉花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第一次出手画画,就博得专家称赞,并被行家收藏。从此棉花坚定地按照自己的天赋和本色画画,她并没有为了弥补技巧上的短板而去美院进修。棉花的绘画,由于没有受到程式化的美术教育的污染,而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棉花的画里时常能看到由植物枝叶和动物翎毛自由缠绕形成的画面,充满绚丽的色彩和神秘的空间。有时候画面的形象更加抽象,被认为是对浩瀚宇宙和旺盛生命力的象征。这种画面处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生态主义(ecologism),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女性生态主义者喜欢把女性比作自然,突出她神秘的内在性和关联性。在棉花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类似漩涡的形象,这种形象可以被读作内在性的象征;那些自由缠绕和交织的线条,则是关联性的表达。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女性和自然都是理性分析无法穿透的。她们有自身的节奏和秩序,如同生命的成长一样不受理性的控制。棉花的绘画过程也非常特别。她通常是从画布上的一个局部开始,只要画下第一笔,接着就有第二笔,第三笔,直到画面的完成。棉花自己认为,除了第一笔是她播下的种子之外,接下来的绘画过程仿佛是画面自己在生长,超出她的控制之外。颜色与颜色之间相互吸引,形状与形状之间相互依恋,于是一步一步地生长出整个画面。在这种意义上,真可以说不是棉花在画,而是绘画自己在画,或者说绘画借助棉花手中的画笔在画。这种顺应自然和跟从感觉的创作方式,跟男性主义者的理性控制全然不同。棉花从来不画草图,对画面的最终形态也没有明确的预计,在绘画过程中更没有过多的理性干预,她只是顺从地倾听色彩与形状的召唤,让绘画去自然生成。棉花的这种受动的创作方式,与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于自然的构想非常类似。女性和自然正是通过受动的接纳,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
棉花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意识,与她对生命感受密切相关。棉花生长在皖南农村,那里气候和土壤条件最适合生命的成长,对此棉花有真切的体会。庄子曾经用“块然自生”来形容生命的成长,意思是生命并不是依靠外在主宰的推动,而是凭借自身内在动力长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命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奇迹,不会落入理性解释的窠臼。生命成长需要的不是外力干预,而是爱的呵护。只要投入足够的爱,生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棉花在创作作品的时候,遵循的就是生命成长的规律。她从不勉强自己创作,而是耐心等待创作的时机和状态。对棉花来说,创作绘画如同孕育生命,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私密性。为此,她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将自己封闭起来,保护生命成长的私密性。通过棉花的绘画,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力量和神秘,甚至是激情和狂喜。这种审美上狂喜与宗教上的狂热类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棉花的绘画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命崇拜的宗教。贝尔(Clive Bell)在阐述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主张时,就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那就是艺术与宗教一样,都是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对终极实在的追求。棉花给我们揭示了与生命有关的终极实在,这是一个纯净的超越的世界,不是尘世的任何部分。对它的静观,可以让我们产生超凡脱俗的喜悦。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棉花的创作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她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要有充沛的情感。创作过程的艰辛,实际上是生命成长的艰辛的写照。尽管棉花绘画作品传达的是爱和生命的主题,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气氛,但是这种乐观主义并没有以牺牲遗忘生存的艰辛为代价。棉花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踏歌》,一方面体现了礼赞生命的浪漫情怀,另一方面体现了对生存艰辛的敬意。生长中的秧苗,洒满一地的稻谷,以及各式农具,无不唤起我们对艰辛但诚挚朴实的农耕生活的怀想。
生存是艰辛的,生命是神奇的,生态是自足的,棉花的艺术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与“生”有关的世界。对于“生”的推崇,不仅是后现代哲学的主潮,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与生态哲学推崇自足的生态系统相应,中国传统哲学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褒扬强健的生命精神。棉花的艺术不仅是对这些哲学的注解,而是以一种直观的视觉形象,给我们诠释了她关于“生”的感受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