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在新时期和新的形势下，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借鉴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精神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

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延安精神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培育起来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其最根本、最鲜明的特征。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作为延安精神的政治灵魂，始终贯穿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延安精神也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无产阶级精神、马列主义精神，毛泽东1942年12月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提出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延安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鲜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他早就说过：“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延安精神是胸怀祖国，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精神，是廉洁奉公，不为个人、家庭、亲友或狭隘集团谋私利的精神。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身居高位，仍然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坚决不为亲朋好友谋“进京”、荐职位。延安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讲《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中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在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电函中殷切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精神最凸显的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反腐倡廉、清正廉洁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物质生活可谓菲薄。然而，有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不少还是富家子弟，从豪华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投奔延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艰苦奋斗、反腐倡廉、清正廉洁的延安精神。总而言之，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清正廉洁的精神。

二、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经验

（一）思想教育是基础。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次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对学员说，要“牺牲一切”，“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反腐倡廉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建章立制是途径。加强制度建设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显著特点。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 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1943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5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写进了“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的条款。《关于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等，强调统一财政，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金库制度、审计制度、税务制度、统一贸易制度、仓库管理制度以及各机关团体的收支报告审查制度，严格划分了收入、支出、保管和审核四大系统的职责，并使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据统计，在边区存在的十多年间，共制定和颁行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的法律法规。这些规章制度，对于防止贪污浪费、打击腐败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鲜明提出了反对腐化的方针和政策界限，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规定，这些都为反对腐化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三）从严惩治是手段。从严惩治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一大特点。如：1939年重新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年有期 徒刑或苦役。如此严厉的处罚，彰显了共产党人惩治腐败的决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还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1年12月的“萧玉壁案”，就是明证。1937年10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将因逼婚而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的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予以枪决，就是人所共知的一例。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②从严惩处，不仅纯洁了革命队伍，端正了党风，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而且在群众中树立了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四）民主监督是关键。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选举法规，实行民主政治。特别是著名的“三三制”的提出和实施，更是边区政权建设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在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跟毛泽东谈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是依靠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 （五）率先垂范是导向。延安时期，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党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的许多感人故事，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为人们所称颂。毛泽东身穿粗布补丁衣服作报告的照片，让人们难以忘怀。有诗赞誉朱德总司令“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领袖们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成为一种永久的伟大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赞誉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神，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2]。这与当时国统区贪污腐化成风形成鲜明对照。正如毛泽东所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3]

三、延安精神对反腐倡廉的现实启示

（一）从思想教育上看，延安时期把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视为政治灵魂和政治方向。在新形势下，我们仍然要加强党的理想和信念教育，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积极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促进者，充分发挥全党同志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全社会的责任意识。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构成了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实质和核心，“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心民心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强化宗旨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动力，也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鲜明特征。继续发扬这种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它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加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和作风建设，倡导敬业创业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以直接成为我们进行发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教育的鲜活内容。

（四）制度建设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在新时期，这仍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加强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一是要严明党纪国法。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反腐和廉政立法，以法治腐，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二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拓宽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切实增强监督合力。三是要从严治党、从严治腐，这既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条件。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五）作为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革命英雄的延安精神，对新时期建设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和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延安时期是出真理、出政策、出人才、出干部、出经验的时代，我们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诸如教育培养、制度管理、升降任免、率先垂范、崇尚先进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抓起。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和维护党纪国法的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当前特别要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结合起来，与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结合起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力求取得实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长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加强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资料】

[1]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高干会上讲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2].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演讲，载《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第一版。也可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3].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作者系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