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文本、写作与精神标记

当我试图用简短的文字讨论莫伸的《一号文件》时，我发现真正能够讨论的，可能不是莫伸所叙述的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演变史及其真实性，而是《一号文件》作为一个文本，作为一种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所具有的标记性意义。

名震中国文坛的文学陕军，向以叙述中国农村故事著称，从《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秦腔》《从两个蛋开始》，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文本链。那么，同作为三农叙事的《一号文件》，在这个文本链中，或者说与这些既有的文本，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我想如果从这些文本的作者对三农问题投注的主体立场、情感态度，以及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写作方法来说，《一号文件》与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以为本质的区别在于《一号文件》在文学陕军的三农叙事中，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本类型。如果说，以往的三农叙事所构建的属于隐喻性文本的话，那么，《一号文件》则是文学陕军的三农叙事中罕见的一个纪实性文本。《一号文件》绝不仅仅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而是聚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纪实思潮中的文学、影视的各种文体特征，如口述实录、自传体、史传体、日记体、新写实小说、纪录片、纪实电影等等。这样一种文本，在文学陕军的三农叙事中，的确是特立独行的。

《一号文件》让我感到震撼的不是其文本和写作的独特性，而是这样一种文本和写作所代表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是60多万字所标志的写作的辛劳，甚至不是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其他作家那里找得到），而是莫伸将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与书写对象完全融为一体，将纸笔之间的书写行为与历尽艰辛的田野调查融为一体，将一个文人的良知、正义与对历史真相的穷追不舍，与中国三农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已不再是风花雪月，不再是纸笔之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也不再是书斋中单纯的书写行为。因此，在《一号文件》平实、稳健，甚至有些低调的叙事中，我看到了一种悲悯、宽容和担当，看到了一种融通、从容和宏阔，看到了一种气贯长虹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