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助残应多一份亲近

秦 毅

11月28日，获得台湾金马奖6项大奖、由娄烨执导的电影《推拿》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一家名为“沙宗琪”的盲人推拿中心里众盲人按摩师的故事。影片没有出于廉价的同情，回避残疾人人性中的欲望和不羁的一面，而是真实再现他们在生活、爱情和梦想等方面的苦闷和挣扎，也引导人们看到了之前所没有看到的近在身边的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影片中的按摩师们已经摆脱了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方面的困扰，但他们却谈不上幸福。除片中的盲人张一光打得一手快板及沙复明偶尔跳跳交谊舞、吟几句诗外，大多数盲人可谓与文化活动无缘。一天天的上钟、下钟，缺乏文化扩展的单调生活让他们难以找到应对精神苦闷的钥匙，生活空间和质量不断被挤压。银幕之外，包括盲人在内的不少残疾人有着相似的问题，因此，较之服务健全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应多一份亲近和主动。

笔者认为，“亲近”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心理上的靠近和体察，而非怜悯和施舍;二是服务上的延伸和吸纳，而非硬件配置不遗余力、柔性服务难觅踪迹。现实中，城市的无障碍设施日益完善，许多文化场所都配备有专门的视障阅览室或其他专职服务各类残疾人的部室，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地方往往较为冷清。一方面是空转的设施和场所，一方面是对文化生活极度渴求的残疾人，两者间的障碍不仅仅是拥挤的城市带来的出行难，有意无意间对残疾人自尊的伤害、场所环境造成的压抑感等原因同样构成了文化服务的沟壑。

恰到时机的帮助比泛情的扶助更贴心。毕飞宇在小说《推拿》中讲述了主人公之一的都红放弃钢琴而从事推拿的原因：那种音乐之外的掌声和煽情的怜悯让她窒息。因此，各类文化服务窗口单位不妨请心理专家讲一讲服务残疾人的注意事项。另外，一些单位在这些特殊岗位直接聘用残疾人馆员或志愿者来服务更多的残疾人，也是一种较为贴心的做法。同时，更多的走出去、送上门服务应成为常态，通过设计贴近性强的文化活动，让更多残疾人乐于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