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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内,展出的董希文先生《开国大典》创作小稿备受关注。
家属珍藏的《开国大典》创作小稿首次公开露面,两个版本的《百万雄师下江南》有史以来第一次双双走出国家博物馆回到创作者“娘家”,《敦煌全景图》和《苗民跳月》在作品完成70年后第一次离开敦煌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的8件敦煌壁画临摹精品此前从未公开展出,董希文为家人绘制的多幅肖像画首次以“全家福”形式完整面世。明起将在央美美术馆展出的“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可谓创下了央美美术馆展览史上最多的“历史第一”。
展览包括“转益多师”、“心系敦煌”、“革命历史画”、“重走长征路”、“春到西藏”、“访苏之旅”六个部分。虽然仅筹备了数月,但展出的120余幅画作,却集中了全国各地重要博物馆、美术馆馆藏以及家属收藏的董希文珍品。
除了多幅“历史第一”的作品外,还有中国美术馆馆藏的《千年土地翻了身》,这是董希文上世纪6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巨幅革命历史画《红军过草地》,与央美美术馆馆藏的《红军过草地》创作稿相互映照;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极为推崇的《瀚海》,是董希文早年求学期间的珍贵习作;16幅《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创作手稿,与首次回“娘家”的两个版本完整画作“聚首”,勾勒出经典画作背后的创作故事;董希文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南昌起义”浮雕创作的两幅图稿,还原了浮雕作品的前期创作细节……
这样堪称豪华的阵容,就连董希文的学生、著名油画家詹建俊都连连感叹:“当年做董先生的学生时,我就常去先生家,见过他的画作也不少,但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不少我从没见过的!”其中,最让詹建俊感叹的,莫过于《开国大典》的创作小稿。
已经有点发黄的《开国大典》小稿,自1952年完成后,已有62年未曾与世人见面。“除了董希文先生创作小稿时曾经咨询过的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艺术家,后人从来没见过这幅小稿,甚至不少人都以为它已经遗失了。”展览执行策展人郭红梅介绍说,这一次是在展览筹备过程中家属重新发现了它,这才得以首次公开展示。
而在艺术家艾中信的回忆文章中,董希文“在构草图的阶段,身上经常揣着一张明信片那样大小画在重磅卡片纸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因为图中涉及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空间构造,董希文还特意请教过建筑学家梁思成。
展厅中,小稿被铅笔分成了一个个网格,其中几位领袖人物的姓氏还被标在空白处。“虽然小稿长仅30.5厘米、宽18.5厘米,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与四米多长、两米多宽的鸿篇巨制《开国大典》油画相比,构图和人物基本没有多大出入,董先生驾驭画面的能力从中可见一斑。”郭红梅介绍,为了凸显小稿的重要性,央美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还特意为其设计了一面长达几米的斜坡展墙,单独展出这件作品。
不过,最让王璜生激动的作品,却是董希文鲜为人知的敦煌题材画作。原来人们印象中以革命历史画见长的董希文,1942年还是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字幕员。那年夏天,他被重庆美术学院展出的常书鸿敦煌临摹画作品打动,便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子张林英赶赴敦煌。夫妻二人沉浸在敦煌的辉煌壁画中,面壁、临摹、研究,一待就是两年多,两个人的第一个儿子董沙贝也是因出生在敦煌的沙漠中而取名。
谈起这段历史,董希文的儿子、董沙贝的弟弟董沙雷感慨万千:“我今年10月去了一趟敦煌,看到父母当时的宿舍,其实就是一排马圈临时改成的,那是他们在经历卡车、毛驴、骆驼的三个月轮番兼程后抵达的地方。真的很难想象,父母就住在那样的环境下,完成了对敦煌艺术两年多的研究。”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则这样评价:“敦煌之行使董希文先生对民族艺术产生了崇高信仰和文化自信,可以说为他日后探索‘油画中国风’‘油画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月8日。
画稿故事
《开国大典》小稿
背面藏着秘密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开国大典》历经了几个版本的修改。其中,在1952年的第一版画作中站在第一排的刘少奇,伴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倒、1980年被平反的历史,在这幅画中也经历了被改成董必武、后又被恢复形象的曲折。
令人意外的是,此次展出的《开国大典》小稿背面,居然有跟刘少奇相关的董希文手迹。郭红梅介绍,16日晚上,小稿从家属手中转移到央美美术馆的展厅时,工作人员突然发现,小稿的背面写着好几行小字,最清晰的一行字是“单放刘少奇同志半身”。这让郭红梅激动不已,她说:“这幅画几经修改的曲折历史,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刘少奇,而且此前从未有人披露《开国大典》小稿背面有这样的手迹。虽然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董希文当时为何在小稿背面写下这么一句话,但毫无疑问,这些手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